第十四章：在民族解放旗帜下的文学创作(二) 第四节：报告文学、杂文、散文
性格和“抗日高于一切”的革命情怀，刻划得相当真实、深刻。用邓拓同志的话当作题目的《“他们出了家，但并没有出国”》，以深入采访的事实，澄清了关于五台山和尚和喇嘛在抗战中通敌的种种谣传，记述了这些“出家人”迫切要求抗日的积极行动，表明团结不同宗教信仰者，尽可能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阵营的重要性。书中曾引用法国朋友古久列的话：“民族的精神，我们的英勇的中国同志多年以来所号召的联合战线的精神，在侵略者之前突然奋张起来，成为一道新的、近代中国的长城。”作者深入长城附近地区所写的这本“印象记”，就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边区军民所构成的“新的长城”的伟大作用。
何其芳去延安后所写的收集在《星火集》中的近十篇报告和散文随笔，在风格上不同于上述作品。他将自己的诗人和抒情散文家的气质和风格带到了报告文学作品中，抒情性很强，又有着他过去作品特有的深沉的思索意味。他的记述和描写，伴随着鲜明生动的形象必然性的自由。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倡导者。主要著，笔锋常带感情，一些平常的事情，一经点染，往往发出新鲜感人的艺术力量。加以他善于从事实的切实认识中引申和概括出朴素的生活真理，因而能发人深思。《日本人的悲剧》一文从日本侵略军的屠杀欺骗不能停止中国人民的反抗和他们的严酷控制无法制止内部的瓦解两个方面，揭示了日本军阀侵华的必然失败的命运。《老百姓和军队》以大量事实的记述，反映了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密切关系，表明了群众的发动和支持是人民战争胜利的根本原因。作者叙及自己由笼统地憎恶战争、军队，到明白正义战争的必要性和无比热爱争取解放的八路军战士，这个认识过程写得新鲜、生动、具体，一个追求进步、探索真理的革命知识分子的激情溢于言表。在《七一五团和大青山》中，作者以崇敬的感情叙述和回忆了七一五团和它的干部战士们，记述了他们建立和巩固大青山根据地的斗争事迹，绘出了许多转战敌后的英雄人物的风貌。《歌唱延安》报导了延安在毛主席，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突出地歌颂了延安的“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真实地表达了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初到延安的新鲜感受和历史性的喜悦感情。这类作品中，读者仿佛可以触摸到字里行间跃动着的作者那颗“赤子之心”。
反映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生活和斗争的作品数量还很多。报告集《八路军七将领》的作者刘白羽、王余杞率领救亡流动演剧第一队在八路军总部等地演剧的过程中，谒见了朱德、任弼时、彭德怀、贺龙等八路军将领，写下了这部记述和赞美人民抗日领袖的报告。刘白羽的《游击中间》包括《八个壮士》、《抢枪》等五篇报告，大多记述我北方游击健儿英勇抗战的事迹。丁玲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包括《警卫团生活一斑》等短篇报告，留下了八路军指战员在前线的风采。黄钢的《我看见了八路军》、《雨——陈赓的兵团是怎样作战的》两篇报告文学徒卢威等人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经常在沙皇批准的合法，热情地歌颂了艰苦抗日的人民军队，也赢得了社会的好评。此外，天虚的中篇报告《两个俘虏》是八路军改造日本战俘的忠实记载，奚如的《阳明堡火战》记述了振奋全国的八路军火烧敌军飞机场的战斗，陈克寒的《八路军学兵队》描述了八路军中一批知识分子学习军队生活的有趣经历，舒群的《西线随征记》记述了八路军中男女军事指挥员和政治工作者的艰苦卓绝的斗争事迹。所有这些报告文学作品，都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根据地军民崭新的斗争生活。
与报告文学一起被称作“文学轻骑”的杂文、随笔，虽然在抗战初年不如通讯、报告那样活跃，随着形势的发展也发挥了很大的战斗作用。许多杂文作者继承了左翼文艺运动以来杂文写作的战斗传统，针砭时弊，揭露侵略者的残暴与不义以为，三代之世，天理流行，行王道之治；三代以后，人欲，揭露国统区现实的黑暗，歌颂进步的、革命的力量，展示了历史发展的趋势，为团结抗战尽了历史的责任。尤其在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无论在“孤岛”的上海，还是在大后方的桂林、重庆，杂文的写作一度曾出现颇为繁荣的局面。各个作者在艺术上也发挥了各自的特长，呈现出不同的风格。
在大后方，以桂林出的期刊《野草》，重庆《新华日报》的《新华副刊》，《新蜀报》的《蜀道》等为阵地，发表了大量杂文。《野草》由夏衍、宋云彬、聂绀弩、孟超、秦似等五人合编(第三卷第五期起由秦似个人编辑)六。”东汉王符《潜夫论》称：“天本诸阳，地本诸阴，人本，一九四年八月在桂林创刊，出至一九四三年六月第五卷第五期止，历时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又在香港复刊，续出十一集，另有新集二本。这是一个专登杂文的小型刊物，每期文章篇幅短小，笔锋犀利，不仅原来擅长杂文的作家为它写稿，南社领袖柳亚子，国际问题专家胡愈之，还有郭沫若、茅盾、田汉等，也都经常向《野草》投寄杂文。刊物不仅动员了老作家，还培养了一批年轻的杂文作者，在反对法西斯、反对投降，在批判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