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从而科学地说明了世界的可知性。既，出现了某些理论认识上的分歧，通过讨论，对于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要建立“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的民族形式，有了不同程度的理解；对于旧形式的利用，“五四”新文学的评价，大多数人有了比较一致的正确看法，澄清了思想上的混乱与认识上的模糊观点。有些文章还力图运用马列主义观点，解释民族遗产的批判继承，提高了在这个问题上的理论水平，使讨论逐步地接近问题的实质。在讨论中对于各种错误观点的批判，有助于廓清从理论到创作上长期存在的某些偏差。同时，对创作实践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通过这次讨论，通俗文艺创作上全盘接受、生搬硬套的现象，有了明显的改变；作家比较有意识地注意作品的民族形式，特别是向群众语言学习，在延安和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陆续出现了一批反映新生活，表现新主题，成功地运用群众语言，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的文艺作品。对民间文艺的搜集与研究也有所加强，在延安和晋西北等地，相继成立了民间文艺研究会，积极从事民间文艺搜集和整理工作。这些都是这次论争带来的主要收获。论争中也存在比较明显的缺点。由于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民族形式”问题，缺乏深刻和全面的理解，讨论主要偏重于形式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所包含的生活内容本身的重要性。又由于没有能够很好地运用马列主义观点，对民族遗产进行有分析的、批判的继承，因此形而上学在讨论中显得十分突出，影响了对民族形式问题的深入探讨。特别是建立民族形式的最重要的关键：作家深入生活和改造思想问题，仍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使这次讨论存在很大的不足。一直到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才比较地明确了实现文艺大众化，建立民族形式的根本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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