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第五节：瞿秋白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进一步传播
点的正确途径。
理论工作者在批评文学创作上不良倾向的同时，也对“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运动的历史背景、创作倾向等作了探讨。这个问题，早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倡导之初，作为对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的历史发展的追溯，曾经接触过。这时则是试图作出全面、系统的历史评价。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作过专题讨论（1888年）以及《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1890—1895）。，《文艺讲座》也发表过研究论文，着重地批判了“五四”时期创作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倾向，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在现代中国文学历史上的重大意义。由于当时对中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领导力量等重大问题缺乏明确理解，把“五四”文学革命看作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运动，作了过多的否定。类似的提法，此后还继续了一个时期。正如郭沫若后来指出的那样：“我们常常喜欢说‘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这个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到底新在那里？和以前的文艺有什么性质上的不同？这个问题，曾经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是了解得并不明确或者并不完全的。”(注：《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第35页)直到一九四年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作了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以后，这样一些模糊认识才得到根本的澄清。
一九三一年以后，文艺思想战线上的斗争日趋于复杂和尖锐，文艺大众化运动逐渐展开，革命文学创作问题的探讨也日益深入。这些都促进了理论工作的进展。早在革命文学开始倡导的时候，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或称新写实主义)的主张已经由太阳社成员从日本介绍过来。这一主张强调以无产阶级立场观察世界研究和描述，反对任何未加验证的先入之见和前提。为此提，反映生活。但它没有引起普遍的注意。到了这时，革命作家根据几年来的创作实践，开始认识到文学作品要真正发挥“改变这个世界”的战斗作用，必须正确地“解释这个世界”；因此在继续反对创作上不健康倾向的同时，提出作家应该熟悉生活、反映现实的要求。一九三二年夏，华汉的小说《深入》、《转换》、《复兴》三部曲合成为《地泉》重新出版，瞿秋白、茅盾、郑伯奇、钱杏村及作者本人都写了序言，对这部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初期得过好评的作品作了严格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指出其中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倾向和“用小说体裁演绎政治纲领”的缺点，并把它们作为初期革命文学作品的“一般的倾向”来批评。这是革命作家在前进中随时总结经验、努力克服弱点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当时介绍的是由苏联“拉普”提出，并在国际革命文艺界流行一时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这种方法认为作家只需掌握辩证法的抽象范畴，并在人物的行动和心理中反映出这些范畴的斗争和运动就够了；作品的艺术成就以它符合辩证逻辑的规律的程度为依据。它把作家的世界观和创作方法，把认识现实的一般法则和形象地反映现实的艺术法则混淆起来，更没有指出深入生活斗争吸取创作素材的正确途径。虽然在具体解释这个创作方法时，中国的评论家又有自己的理解与认识，和“拉普”的规定不尽相同，但他们并没有明确地意识到它的错误，因此也就不能彻底克服当时创作中存在的弱点。
在这个时期里，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作出重要贡献的，除鲁迅外，瞿秋白用力最勤，成绩最大。他于一九三一年回到文学战线）等代表的一种理论倾向。认为马克思主义不是批判的人本，为“左联”的工作出过许多主意，并积极从事理论活动。瞿秋白的理论主张接触到文艺与政治、文艺与群众、文艺与生活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根本原则；而如何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中国革命，则是他全部理论所要探讨的总的出发点。当革命文学受到敌人攻击时，瞿秋白表现出高度的原则性和政治敏锐性，先后写了许多富有战斗性的文章，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他还以最大的热情和精力，积极提倡、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瞿秋白痛感革命文学和整个新文学严重脱离群众，他在一九三一年春夏所写的《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和《学阀万岁》等论文中，追溯晚清以来历次文学革新运动的经过，分析当时文学创作的实际情况，指出“文学革命的任务，显然是没有执行到底”，在文学和群众之间隔着重重的“万里长城”，需要“第三次的文学革命运动”来消除这种隔阂。这几篇论文对于“五四”文学革命和初期新文学评价依旧不够确切，甚至讽刺“五四”以后的新文学是“非驴非马”的东西，说明他政治上的“左”倾盲动主义在文学问题上也同样有所表现；不过从历史发展线索分析遗留下来的问题，突出现实的斗争任务，尖锐地指出必须立刻扭转文学脱离群众的严重情况，却还是起到了推动文艺大众化运动的作用。在一九三一年冬开始的第二次大众化讨论中，瞿秋白要求大家把“大众文艺运动和新的文学革命联系起来”，并且把大众化问题提到“无产文艺运动的中心问题”、“争取文艺革命的领导权的具体任务”的高度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