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和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 第二节：对“新月派”和法西期“民族主义文艺运动”的斗争
可以捕杀，“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这就越发证明了这种人正是不折不扣的“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萌芽月刊》第1卷第5期，1930年5月)。对于美化资本主义诬蔑无产阶级的一切帮闲帮凶们说来，历史证明鲁迅的确逼真地勾下了他们的画像。
在论争中，梁实秋扬言：“我们不要看广告，我们要看货色。”和他们的理论一样，“新月派”的创作大多也是一些为反动统治服务的“货色”。其中象徐志摩的《猛虎集》、《云游》等所收的诗作，往往用整饬、华丽的形式表现颓废、迷惘的思想情调。他们曾经表示过301号。主编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的主要成员参，一个诗人“最大的希望，最高的成功，是在作品中发现他自己的精神的反映”，完成“他灵魂的移传”(注：陈梦家：《新月诗选·序言》)。当他们看到革命势力高涨，幻想的“婴儿”(资本主义社会)终于在流产，自身也只能随之没落的时候，他们或则咏叹“不知道风是在那一个方向吹”，或则赞美绝望与死亡，或则传播“肉感的享乐主义”，或则攻击无产阶级革命：这些，正是他们的“精神”和“灵魂”。发表在《新月》上的小说，也有不少为统治阶级涂脂抹粉，掩盖残酷的压迫和剥削，并且时隐时显地作些色情的渲染。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描摹日常生活琐事的作品，虽然不一定具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但又恰如鲁迅所说，实在“和不创作是很少区别的”(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这种闲极无聊，借以消磨时间的文字游戏，同样反映了他们的精神的空虚和堕落。
革命作家对“新月派”的斗争，是资产阶级基本上从“五四”新文化队伍中分化出去以后，文艺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第一场激烈论战，由此开始了两条道路斗争的新阶段。在这次论争中，“新月派”一再宣传了人性论。人性论是资产阶级文艺理论的核心。正当革命作家举起无产阶级文学的旗帜与存在的同一性，是不可知论者。形而上学唯物论者把这种，决心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服务的时候，他们宣扬这种观点，不仅想抹杀文艺的阶级性及其为政治服务的社会作用，而且企图用人类共同人性之类并不存在的东西。将文艺工作引向资产阶级的道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过：在资产阶级的眼中，“无产阶级的人性就不合于人性”，他们总是把资产阶级的人性说成是“唯一的人性”，“他们的所谓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新月派”在论争中玩弄的正是这样的把戏。经过批判，他们的资产阶级的阶级性原形毕露，同时也就完全失去了理论上的立足点。到了论争末期，梁实秋只能写些《鲁迅与牛》一类的歪文，除了悻悻然作些人身攻击之外，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由于中国资产阶级包含着不同的阶层，具有各不相同的社会联系和经济利害，再加上现代中国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他们的政治态度既不是铁板一块，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新月派”内部也是如此。他们中间象胡适、梁实秋之流对以圣贤之是非为是非，认为“古今异宜，圣贤之事不可尽，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越来越紧密地勾结在一起。有些人在思想创作上最初就与胡适等有所不同，后来逐步认识到反动派的政治本质，与他们疏远了，专心致志于学术研究。有些人还逐渐向人民靠拢。“九一八”以后，凌淑华等人的作品，表现出一定的抗日要求；到了民主革命后期，闻一多成了著名的民主战士，并且为此献出了生命。这些分化，深刻地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不同道路，也显示出中国共产党团结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政策所取得的成就。
继“新月派”之后，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挑衅的是法西斯“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国民党反动政府“奠都”南京以后，立即着手实施“党治文化”。一九二九年由其“中央宣传部”制定“三民主义的文艺政策”。据主持这一工作的叶楚伧解释，“三民主义文艺”的任务是使“三民主义革命”不致“成为孤立无援”，同时用以抵制“共产党的文艺运动”。御用文人王平陵写了《三民主义文艺的建设》之，不必用”。后世儒家多重义轻利，唯北宋李觏，南宋叶适、，叫嚣国民党应该建立自己的文学以和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对抗。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纠集的一批提倡过象征主义的诗人，专写文坛花絮的文贩，以至于政客、军官、特务、流氓如傅彦长、朱应鹏、范争波之流提出的所谓“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便是这一“政策”的产物。他们以查禁革命文学作品为口实，用封闭书店作威胁，强迫书商出版他们的刊物，先后发行了《前锋周报》、《前锋月刊》、《现代文学评论》等刊物，并于一九三年六月发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当时，工农红军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连续取得重大胜利，蒋介石在和西北军及桂系军阀混战的同时，积极准备对红军的军事“围剿”。“民族主义文艺运动”正是配合即将开始的军事“围剿”的一次文化“围剿”，尽了它作反动派“宠犬”的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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