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侨居瑞士，和民粹主义断绝了关系，1883，在新旧势力搏斗的时代，“支配阶级无论怎样的用巧妙辛辣的手段，总不能阻止历史的进展”，这就是“新月派”要说现在是一个“荒歉的年头”和“混乱的年头”的社会原因。彭康还进一步强调：“‘折辱’了他们的‘尊严’，即是新兴的革命阶级获得了尊严，‘妨害’了他们的‘健康’，即是新兴的革命阶级增进了健康。”(注：《创造月刊》第1卷第12期，1928年7月)稍后，冯乃超写了《冷静的头脑》，指出梁实秋所谓“大多数就没有文学，文学就不是大多数的”这个说法本身，就已经“说尽‘阶级性’支配到文学上来的秘密”，因为他所能晓得的是奉侍上流阶级的文学”(注：《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8月)。他以梁实秋本人为例，驳斥了否认文学阶级性的人性论观点。这些文章，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为武器，对“新月派”的阶级本质及其破坏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意图，作出了初步的批判。由于当时革命作家忙于内部的论争，没有进一步深入展开这场斗争。

    一九二九年秋，革命文学论争已经结束，革命作家日趋团结，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有了较为广泛的传播，这就引起“新月派”绅士们更大的惊慌。从九月起的关系及性质。如宇观概念与宏观概念、微观概念的区别与，梁实秋连续写了《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论鲁迅先生的硬译》等长短十余篇文章，继续宣扬人性论。他说：“一个资本家和一个劳动者，……他们的人性并没有两样，他们都感到生老病死的无常，他们都有爱的要求，他们都有怜悯与恐怖的情绪，他们都有伦常的观念，他们都企求身心的愉快。文学就是表现这最基本的人性的艺术。”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错误在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在把文学当做阶级斗争的工具而否认其本身的价值”。在这些文章中，梁实秋集中地攻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反对“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他摘引美国《韦白斯特大字典》关于“无产阶级”词义的解释，诬蔑“普罗列塔利亚是国家里只会生孩子的阶级”，说什么资产是文明的基础，“要拥护文明，便要拥护资产”。他已到了图穷匕见的地步，不再掩饰其敌视无产阶级文学和保卫资产阶级文明的反动的立场了。

    这时，革命作家已经开始意识到原先“过于不注意真正的敌人”的弱点，因此对“新月派”展开更为有力的回击。冯乃超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中，针对梁实秋的人性论，全面地阐述了文艺的阶级性朱熹（1130—1200）南宋哲学家、教育家。字元晦，一，指出梁实秋的言论不过在证明他自己是“资本家的走狗”(注：《拓荒者》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鲁迅和这些绅士们早就有过多次的交锋，在这以前不久，还驳斥过梁实秋所谓文艺应该写永久变的人性的论点(注：《文学和出汗》，《语丝》周刊第4卷第5期，1928年1月14日)。这回更纯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先后写了《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等文，着重驳斥梁实秋所谓阶级性原是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硬加在文学之上的人性论观点。他说：“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还在阶级社会里，即断不能免掉所属的阶级性，无需加以‘束缚’，实乃出于必然。自然，‘喜怒哀乐，人之情也’，然而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那会知道北京检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象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举例通俗，却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社会的基本规律，而且处处同梁实秋所谓资本家和劳动者都有爱的要求等论点针锋相对，粉碎其掩盖阶级对立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企图。鲁迅还指出：“倘说，因为我们是人，所以以表现人性为限，那么，无产者就因为是无产阶级，所以要做无产文学”；至于梁实秋的那些言论“原意是在取消文学上的阶级性，张扬真理的。但以资产为文明的祖宗，指穷人为劣败的渣滓，只要一瞥，就知道是资产家的斗争的‘武器’”(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萌芽月刊》第1卷第3期，1930年3月)。鲁迅用严密的逻辑，无可辩驳地论证了无产阶级作的是无产阶级文学，梁实秋一流所制造的只能是地道的资产阶级文学：文学不可避免地具有阶级性。这些分析彻底戳穿了人性论的谎话及其阶级本质，同时也深入浅出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文艺的阶级性的原理。在论争中，鲁迅还揭露了“新月派”充当反动派“刽子手和皂隶”、为其“维持治安”的政治立场(注：《新月社批评家的任务》，《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1930年1月)。当梁实秋表示：“《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并且含沙射影地说革命作家都是共产党；鲁迅立刻指出：走狗“不知道谁是它的主子，正是它遇见所有阔人都驯良的原因，也就是属于所有的资本家的证据。即使无人拳养，饿的精瘦，变成野狗了，但还是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的”；至于将论敌指为共产党，暗示反动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