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战乱下蜀中人民的苦难，高世华写的《沉自己的船》进一步描绘了一幅船民起而抗争、宁与压迫者同归于尽的壮烈图景，“齐向死里去求活”——英勇而仍不免悲凉。

    冯至是浅草——沉钟社主要成员之一。收进《昨日之歌》中的诗，基本主题是青春和爱情的歌唱，也间有对贫苦者表示同情的篇什(如《晚报》)。语言于整饬中保持自然，感情细腻真挚，但大多蒙染着一层“如梦如烟”的哀愁，读来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怅惘的情调。如《我是一条小河》的第一段：

    我是一条小河，

    我无心由你的身边绕过——

    你无心把你的彩霞般的影儿

    投入了我软软的柔波。

    感情那么真挚，偏又出于无心。愈是无心愈见真挚。而这也正是诗人冯至苦恼的由来。这种感情还见于《蚕马》一诗三个起段里反复吟唱了的两句话：“只要你听着我的歌声落了泪，就不必探出窗儿来问我‘你是谁？’”何等热烈！但又何等冷漠！深刻的构思使诗人逮住了这个意境，但这又不是单凭艺术构思能够达到的，这是发自诗人内心的真切的语言。他歌唱的是个人的苦闷，客观上也是时代的苦闷，不必“问我‘你是谁？’”在另一意义上正好说明了这一点。这是“五四”以后已经觉醒而尚未能突破个人生活圈子的知识青年们共同的感情。作为冯至的特点则是感受的深切和表现的浓烈。诗人曾说他的“寂寞是一条长蛇，冰冷地没有言语——”，而这条无言的长蛇实际上并不冰冷，它“害着热烈的乡思”，它“想着那茂密的草原”，甚而至于：

    它月光一般轻轻地，

    从你那儿潜潜走过；

    为我把你的梦境衔了来，

    象一只绯红的花朵！

    尽管冯至诗作中低徊孤寂的情绪较浓，而这些地方，则又和《狂风中》期待有一位女神，把快要毁灭的星球，“一瓢瓢，用着天河水，另洗出一种光明”一样，流露出诗人对于幸福生活的渴望和企求。收在同一集子里的《吹箫人》、《帷幔》等，以叙事诗的形式，抒述几个来自传说的爱情悲剧，借此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曲折地歌唱了青年男女的爱情理想。到了初步接触社会实际后所写的《北游及其他》集中的诗，就具有更多的现实内容。这里有“游行地狱”时所得的掠影(如《哈尔滨》)，有对“罪恶比当年的pompeji(注：pompeji(庞贝)，古罗马名城，它有很高的文化，但人们生活极端奢侈淫佚。公元七十九年因附近火山爆发，全城湮毁，其遗址到十八世纪才被发掘出来。)还深”的腐烂社会的诅咒(《pompeji》)，也有对“西伯利亚大陆”“勇敢的实践”所作的赞美(《中秋》)。这些作品中所表现的思想感情已比先前阔大，但他使用的不是战鼓和喇叭，仍然是那支幽婉动人的笛子。他的诗作注意遣词用韵，旋律舒缓柔和，有内在的音节美，而这些也正是鲁迅称他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注：《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的原因。

    沉钟社在戏剧方面的主要作者，是后来写过五幕历史剧《楚灵王》的杨晦。一九二三年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的四幕爱情悲剧《来客》，也渗透着感伤情绪。但稍后在《沉钟》上发表的独幕剧却显示了一种比较特殊的格调。《除夕》、《笑的泪》、《老树的荫凉下面》等剧均取材于下层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强颜欢笑的方式反衬出深藏的不幸和悲哀《庆满月》则在喜庆的命题下写出旧家庭争夺财产所造成的一幕惨剧，气氛阴森，刻画深入。这些作品大多截取和再现现实中一个片断，篇幅短小，少有尖锐的戏剧冲突，但生活气息浓厚，口语的运用颇为出色。如果说浅草——沉钟社一部分成员在创作方法上倾向于浪温主义，杨晦的独幕剧却有较多现实主义的成分。

    “五四”以后恋爱婚姻题材曾风行一时，这和青年男女渴望挣脱旧礼教束缚有关。但末流所趋，歌咏爱情成为滥调，也便失去反封建的意义。一九二二年由应修人(1900—1933)、潘漠华(1902—1934)、冯雪峰(1903—1976)、汪静之四人成立于杭州的湖畔诗社，是被称为“真正专心致志做情诗”(注：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的一伙。他们曾先后出了《湖畔》、《春的歌集》两部合集，汪静之还写有诗集《蕙的风》和《寂寞的国》。这些作品大多是行数不多、专咏爱情或写刹那间感受的小诗，如“悔煞许他出去，悔不跟他出去。等这许多时还不来，问过许多处都不在”(注：应修人：《悔煞》)；或是“杨柳弯着身儿侧着耳，听湖里鱼们底细语；风来了，他摇摇头儿叫风不要响”(注：冯雪峰：《杨柳》)。汪静之的诗《伊底眼》、《过伊家门外》、《别情》等(均收入《蕙的风》)，以坦率地表现青年人的爱情心理而显示其特色，其中如：“我冒犯了人们的指谪一步一回头地瞟我意中人”；“伊底眼是解结的剪刀；不然，何以伊一瞧着我，我被镣铐的灵魂就自由了呢？”曾在当时青年中引起过较大的反响。但个人享乐思想原是容易在另一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