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文。这种风格的形成，正是作者逃避现实斗争的结果。其初作如《讲究的信封》、《浣衣母》等，内容虽嫌贫薄，尚有某些进步倾向。此后的作品如《桃园》和《枣》、《桥》等，却在周作人影响下，专写家常言谈琐事，忽视作品的思想作用，而以表现朦胧的意趣为满足，语言的雕琢也日趋生涩古怪，令人难于捉摸。这种迷离恍惚的情调，对于读者，正如鲁迅所说：“只见其有意低徊，顾影自怜”(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且介亭杂文二集》)而已。

    到一九二七年已出版了短篇集《故乡》、《毛线袜》和三个中篇的作者许钦文，亦写乡村人情世态，但与冯文炳颇为不同。早年发表于《晨报副刊》的作品，虽然技巧显得幼稚，人物形象也较为模糊唤起自己的灵魂对理念世界的回忆，就能获得真理。把“辩，但《疯妇》以及《石宕》(注：载《莽原》半月刊第13期)、《元正之死》(注：载《语丝》第103期)诸篇，笔墨已伸向农村劳动者悲惨的处境。稍后的中篇《鼻涕阿二》失之拖沓，通过对被侮辱、被损害的女主人公菊花身世的描述，却又较为真切地表现了浙东农村的落后习俗和传统心理。作者还写过为数较多的取材于知识青年生活的作品，着重表现男女间喜剧性的感情矛盾，或对自私不健康的恋爱心理给以讽刺，显示了诙谐含蓄的风格(如《理想的伴侣》、《口约三章》、《妹子的疑虑》)。但这类作品开掘不深，讽刺之中又不无欣赏，大多社会意义较弱。《表弟底花园》写出一个想有作为而终于被环境压折了的知识青年的形象，揭示了潜藏于当时年轻人内心深处的悲哀，是其中较为可取的一篇。

    与语丝社同时展开活动的未名社，曾在鲁迅的热情帮助培养之下，出现过一批青年作者。他们的创作，大多发表于《莽原》、《未名》等刊物上，成集后分别收入鲁迅所编的《乌合从书》与《未名新集》两套丛书中。

    台静农是未名社的主要作者。收入《地之子》中的十四篇小说，“从民间取材”，以朴实而略带粗犷的笔触描出一幅幅“人间的酸辛和凄楚”的图画。这里有因全家惨遭兵祸、发疯致死的老妇(《新坟》)，有“冲喜”后即守寡、成为封建婚姻牺牲品的村姑(《烛焰》)，有为饥荒所逼、忍痛典卖亲人的尘世惨剧(《蚯蚓们》)，有被富豪霸妻、自身又复入狱的人间不平(《负伤者》)，也还有在绝境中挣扎、以至铤而走险的人物(如《红灯》)。这些对当时农村现实作了素描式反映的作品，虽然深度尚嫌不足，但富有生活实感。尤其是《天二哥》、《拜堂》等篇，乡土风习，掩映如画。“在争写着恋爱的悲欢，都会的明暗的那时候，能将乡间的死生，泥土的气息，移在纸上的，也没有更多、更勤于这作者的了。”(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正是《地之子》这部短篇集最为可贵的地方。台静农台来还有短篇集《建塔者》(一九二八年作)，揭露新军阀的血腥统治，歌颂在白色恐怖下坚持斗争的革命志士，表现了如《建塔者》一篇中所提示的：“我们的塔的建成，是需要血作基础的”这一战斗的主题。这是作者政治上更趋激进的产物。但由于生活不足，人物形象较之以前诸作反显苍白。作者早年还写过一些散文。发表于《莽原》上的《铁栅之外》、《梦的记言》，抒写了“五卅”之后北方学生运动的或一侧面，文字简洁可取。此外，未名社作家中从事创作的还有李霁野。他的《嫩黄瓜》、《微笑的脸面》等篇(均收入短篇集《影》中)，或则通过知识青年的爱情失意以抒写哀愁，或则追忆出征军人的临别微笑以表示反战，落笔谨严，感情“深而细，真如数着每一片叶的叶脉，但因此就往往不能广”(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这是对李霁野作品的一个确切的评价。

    也是由一批文艺青年组成的沉钟社，创作倾向与未名社不同。他们多以知识青年的生活为题材，直抒对现实的不满，热烈而又悲凉，虽然极力要“将真和美歌唱给寂寞的人们”，而又往往成为鲁迅所说的“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注：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初时技巧不免幼稚，但逐渐有着进展。陈炜谟、陈翔鹤都是小说方面的作者。陈炜谟(1903—1955)有短篇集《炉边》，人物都是一些“从未受人爱抚”者，他们“在寂寞中生下来，在寂寞中长大，也要在寂寞中埋葬”(注：《炉边·寻梦的人》)。作者在书前小引里说“要试验我狭小的胸怀对于外来的苦恼的容量”，这就更加使作品浸润着一种无可排遣的孤寂的感情。出现在陈翔鹤(1901—1969)作品中的，大多是一些忧郁悲观而又苦苦挣扎的知识青年，他们受环境冷遇，与环境对立。这些人物带有较多的作者自身的投影。其中《悼——》、《不安定的灵魂》等篇(均收入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虽然因缺少提炼而比较拖沓，但仍塑造出了几个真实可信的青年男女的形象。《浅草》、《沉钟》上也有正面接触社会现实的作品，陈炜谟写的《狼筅将军》、《烽火嘹唳》曲折地反映了军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