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性格比较坚强的人物。《在民间》写了一些受革命潮流影响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民间去”的情形，为当时的时代风貌和知识分子动向摄下了几个侧影。在一九二七年冬所写的短篇《夜》里，作者通过一个女儿女婿都被杀害了的老妇人的感受，揭露了反动派屠杀革命人民的血腥罪行。到作品结尾时，面对烈士遗孤，“她已决定勇敢地再担负一回母亲的责任”，正暗示出普通人民革命意识的新觉醒。如果说，叶绍钧早期作品主要是暴露批判了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那么，一九二五年以后他的作品不仅在批判方面更为深透有力(如《一包东西》)，而且已经接触的历史现实，有意识地摄取与时代斗争有关的重大题材，刻划出斗争性较强的新人形象。这里的进步是显然的。

    正是在作者思想认识有了进一步提高，生活和艺术的经验有了较多的积累的情况下，一九二八年，叶绍钧写了长篇小说《倪焕之》，连载于当时的《教育杂志》上。

    《倪焕之》真实地反映了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生活历程和精神面貌，反映了“五四”、“五卅”这些规模壮阔的革命运动曾经给予当时知识青年和巨大影响。主人公倪焕之，是个热切追求新事物的青年。同辛亥革命失败后不少进步知识分子一样，他最初把救国的“一切的希望悬于教育”，真诚地期待着用自己的“理想教育”来洗涤尽社会的黑暗污浊。他还憧憬着一种建立在共同事业基础上的互助互爱的婚姻关系，爱慕和追求一个思想志趣和自己相似的女子金佩璋。然而，严酷的现实生活，破灭了倪焕之的许多不切实际的空想。不但在教育事业上多次碰壁，而且家庭生活也远违初衷。婚后的金佩璋，沉没有琐细的家庭事务中，对于前途、理想、教育、书本都不再有兴趣(作者在这里实际上写出了长期封建社会遗留下的习惯力量给予妇女以多么深重的影响)，这使倪焕之深深感到“有了一个妻子，但失去了一个恋人、一个同志”的寂寞和痛苦。五四运动到来，大批倪焕之式的知识青年被卷入革命浪潮里。在革命者王乐山的影响下，作品主人公开始把视线从一个学校解脱出来，放眼“看社会大众”，投身于社会改造活动。“五卅”和大革命高激期间，倪焕之更进而参加了紧纱的革命工作。由最初改良主义性质的“教育救国”到后来转向革命，倪焕之所经历的这一道路在当时进步青年中具有很大的代表性。然而人物的这种转变毕竟只是初步的。他被时代浪潮推涌着前进，却还没有使自己化为浪潮中的一滴水，一旦革命形热逆转，也便容易干涸。在“四一二”反革命大屠杀后，倪焕之并未象王乐山那样坚持英勇斗争，却是脆弱地感到“太变幻了”，竟至悲观失望，纵酒痛哭，怀着“什么时候会见到光明”的疑问和希望死去。主人公的这种结局，实际上正是对一切不能与群众真正结合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鞭打。

    作者生活经验的限制和思想认识上的弱点，自不免对作品发生影响。倪焕之转向革命之后，反而缺少正面具体的描写；革命者王乐山的形象，也相当模糊；这些都使长篇到第二十章以后显得疏落无力，不如前半部针脚绵密。此外，作者在估计当时革命形势方面所存在的某些疑虑，也防碍了他对倪焕之临终前的悲观情绪作出更为有力的批判。尽管如此，长篇《倪焕之》仍不失为一部较好的作品。金佩璋这样一个负荷着“传统性格”的女性，能够在丈夫死后“萌生着长征战士整装待发的勇气”，要“为自己，为社会”做一点事，虽然她的这种思想转变过程未被细致描写，却也清楚地显示了作者本身对生活和革命前途的积极态度。其他一些次要人物，无论是进步而带有较多自由主义色彩教育家蒋冰如，或者贪婪阴险的土豪劣绅蒋老虎，也都写得面目清晰可辨。叶绍钧曾在长篇初版本《自记》中说：“每一个人物，我都用严正的态度如实地写，不敢存着玩弄心思。”《倪焕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较早出现的重要长篇，正是跟作者这种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分不开的。

    此后，叶绍钧还写过一些短篇，收在《四三集》中。它们从各种角度反映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域内极度黑暗混乱的社会现实。这里有丰收成灾(《多收了三五斗》)，爱国有罪(《一篇宣言》)，存款犹如押宝(《逃难》)，毕业即是失业(《“感同身受”》)，学校成了“学店”(《投资》)，留学生摇身一变而为巫师(《招魂》)：真是形形色色，无所不备。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各种光怪陆离的社会相，在这些作品里得到了生动的再现。题材较前广阔，讽刺更为辛辣。虽然有时只是速写，却都保持了一定的艺术水平。

    叶绍钧的小说，具有朴实、冷隽、自然的风格。它们并没有去刻意追求曲折情节或新奇形式，却致力于再现生活本身，揭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精神面貌。描写细致真切，很少主观感兴。作者自己的见解往往“寄托在不著文字的处所”(注：《叶圣陶选集·自序》，开明书店1951年7月初版《叶圣陶选集》第8页)。短篇的结构大多谨严，讲究点题、布局，因而能收到结尾洁俏、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