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于一八九二年出生在四川省乐山县沙湾镇，后于鲁迅的诞生十一年。他的童年也是在清帝国日益腐败、帝国主义侵略日益加紧、旧民主主义革命浪潮日益高涨的年代里度过的。幼年时，由于诵读《诗经》、《唐诗三百首》、《千家诗》、《诗品》等书，培育了他最早对诗歌的兴趣。庚子(一九年)事变后，清廷为了挽救自己垂危的统治，缓和国内人民的革命要求，开始进行一些表面的改革，变八股为策论，接着又废科举而立学校。因此当时正在家塾读书的郭沫若，除圣经贤传而外，也有机会接触到一些介绍世界大势和民主启蒙思想的书刊，开拓了胸禁和眼界。在小学和中学时代，郭沫若对我国古典文学作品，如《庄子》、《楚辞》、《史记》、《文选》等，作了较广泛的涉猎，并阅读了梁启超，章太炎等人的政论文章和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思想的启迪和影响，不满黑暗腐败的学校教育，起来反对，三次遭到斥退，被步显示出他的叛逆的性格。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虽曾给他以短暂兴奋，但革命后的混乱局面却给他带来极度的失望和苦闷，使他产生了离开四川向广阔的世界“奋飞”的愿望。
一九一三年底，郭沫若离国经朝鲜，于翌年初抵达日本，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预科。一九一五年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三年毕业后考入福冈九洲帝国大学医科。郭沫若选择了医学，是想拿它“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在日本的生活宋钘又称“宋”、“宋荣”，“宋荣子”、“子荣子”（约前，使他感受到军国主义的欺凌，“读的是西洋书，受的是东洋气”(注：《三叶集》1920年3月3日致宗白华信)，时时为之激愤之已。爱国的浪潮锻炼了郭沫若的思想。一九一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他更怀着“冲冠有怒与天齐”的爱国义愤，一度回到上海。
在日本前四年的学习里，他阅读了不少著名的外国文学作品，从泰戈尔、歌德、海涅、惠特曼等人的作品里汲取了多方面的滋养。因为接近泰戈尔、歌德的作品以及荷兰哲学家斯宾诺沙的著作，又使他受到了泛神论思想的影响。那是五四运动爆发前两三年，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即将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学之一。，个性的自由和解放已成了当时新文化运动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内容。冲决一切网罗和束缚，破除一切偶像和迷信，是当时一般青年的共同要求，也是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的迫切愿望。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十七、八世纪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那种否认神是自然界的创造主、认为自然界本身就是神的泛神论，才能够给郭沫若以较大的影响。显然，郭沫若作为一个受过近代科学教育的人，不可能真正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神”。他自己就明白地表示过：“泛神便是无神。”(注：《少年维持之烦恼》中译本《序引》，收入《文艺论集》，见《沫若文集》第10卷第178页)他的“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注：《创造十年》，见《沫若文集》第7卷第58页)，一方面是因为泛神论思想跟他当时蔑视偶像权威、表现自我、张扬个性的精神大体上合拍，另一方面也因为泛神论所提供的“物我无间”的境界，正适于诗人驰骋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把宇宙万物拟人化，诗化，视之为有生命的抒情对象。郭沫若之所以会赞同“诗人底宇宙观以泛神论为最适宜”(注：《三叶集》见《沫若文集》第10卷《论诗三札》)这种很不确切的说法，原因也在这里。
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了青年郭沫若以极大的鼓舞，当时流行于日本的欧洲各种新思潮，也使他产生广泛的兴趣。他怀着改造社会的朦胧思想和振兴民族的极大热情，开始文学活动。还同留日的一部分爱国学生一起组织夏社，从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工作。一九一九年二三月间相互对立面，而产生万物。他猜测生物是从太阳所蒸发的湿，郭沫若写了具有反帝爱国思想的小说《牧羊哀话》(注：《新中国》第1卷第7号，1919年11月15日。按《牧羊哀话》写作和发表年月，《星空》(1923年，泰东图书局版)和《沫若文集》第5卷篇末所注，均有错误。应为1919年而非1918年)。不久，他的新诗开始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宗白华编辑)上发表。从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至一九二年上半年，是郭沫若诗歌创作最旺盛的时期(注：据《沸羹集·序我的诗》中提到的时间是“民七民八之交”，疑有错误。《创造十年》中说，“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个诗的创作爆发期”。从《女神》中诗篇写作年月看来，后说较为确切)。他的著名诗篇如《凤凰涅盘》、《晨安》、《地球，我的母亲！》、《匪徒颂》等，就都是在这时写下的。一九二一年诗集《女神》出版，它具有强烈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和鲜明的革命浪漫主义特色，气势奔放，格调峻新，突出地表现了“五四”的时代精神。《女神》不仅确立了郭沫若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卓越的地位，同时也为中国新诗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和广阔的天地。
“五四”时期郭沫若的思想具有多种复杂矛盾的内容。但就政治思想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