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刚愎自用、好色无度、横行霸道的丈夫，她又是一个恪守三从四德等封建礼法的传统女人，她又能怎么办？西门庆的荣誉称号是“打老婆的班头，降妇女的领袖”，如果月娘太过谏诤，拳打脚踢之事就不能施加在她的身上吗？她有太多无奈，这是我们的历史同情，然而，她的无奈之处也正是其软弱所在。
由此，产生了吴月娘内心的矛盾，一方面希望导西门庆以正，可又无能为力；一方面要保护受到冤枉、陷害、蹂躏的下人，同样是无能为力。如果像潘金莲那样是处心积虑的加害者，没有信仰，不信地狱，她不但不会有愧疚和矛盾之感，还会有一种得手后的沾沾自喜；如果像孟玉楼、李瓶儿、李娇儿那些或者隔岸观火或者自扫门前雪的人，她们对这类的伤害也基本无动于衷，因为她们只需要争取和保护自身利益，至于别人的痛苦和死活，也管不了，也不关心。但月娘不是这样，她是女主人，是第二号人物，还是唯一能让这些生活艰难的小人物寻找到心理安慰和最后一棵救命稻草的人，兼且尚有仁慈之德、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这种种因素相加，使她一方面扮演好好先生，一方面又不能坐视不管，可又回天乏力，这样她的矛盾和痛苦就会随之而至。
一个没有道德感的完全自私主义者，是没有愧疚感的，一个麻木或悲观的遁世主义者，也很少痛苦，可是身处红尘的芸芸众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眼睁睁地看着不公正待遇吞噬着正义，挣扎着，矛盾着，痛苦着。
月娘就是其中之一，你我都是其中之一。
十三、作者、笔者、读者与评论者的矛盾。
我多次提醒大家，这是我品评的《金瓶梅》，不是读者眼里的《金瓶梅》，也未必是作者想要描述的《金瓶梅》，各位“金学”评论家更是龙争虎斗。
按照张竹坡先生的说法，《金瓶梅》作者是按照司马迁的笔法和文风进行创作的，他称《金瓶梅》是部《史记》，而且比《史记》更加难写，因为《金瓶梅》是把几百人合成一部传记来写，人物庞杂，事件琐碎，想提纲挈领、统筹兼顾，自非易事。当然这只是某种角度的比喻，《史记》和《金瓶梅》是两种风格，哪一部大书都是作者呕心沥血之作，各有创作的难处。《史记》凝聚了司马迁父子两代的心血，他纵横万里调查研究，遍翻典籍积累素材，自己更是为《史记》殉葬了。《金瓶梅》以其容量来看，不会比《红楼梦》逊色多少，曹雪芹批阅十载，增删五次，用眼泪的结晶荟萃成书。
在没有电脑、打字机的时代，兼且需要创意、写作、修改，《金瓶梅》之成书岂会容易？一部书能耗尽一个人的心血，要了他的命。
这是从工作量上比较，再简要看看二者的创作思路和秉持的科学精神。
一部二十四史，只有《史记》是个人创作，“成一家之言”，其他二十三部都是官修史书。因为是个人创作，或者说只要是有人参与的事儿，这里面就包含主观因素，区别在于，这种主观意识是符合辩证思维、科学精神的主观能动性还是随心所欲的个人意识。司马迁是人，他当然也有主观意识，但是《史记》之所以能够经受两千年的评判，就是因为它基本客观，符合科学的实事求是精神，揭示了历史发展规律。他不喜欢商鞅、秦始皇等法家人物，可他没有抹煞其历史功绩；他不喜欢刘邦，可是对刘邦“豁达大度、从谏如流”的优点赞赏有加；他同情项羽，可是对项羽的“残暴好杀、失道寡助”毫无情面地批评；他喜欢汉文帝的宽仁，可是在《佞幸列传》中对他犯过的封建君王通病同样讽刺（西门庆有所谓五大优势，“潘、驴、邓、小、闲”，其中的邓，指邓通，是汉文帝宠臣，有铸钱之权。封建统治者喜怒无常，邓通的得志是滥赏的标志）。再加上不断有考古证明，《史记》基本可信。
如果说《金瓶梅》是另一部《史记》，那么它是否也能经得起推敲？它里面的人物和所揭示的人生规律可信吗？基本可信。如果说司马迁拿的是如椽巨笔，以名山大川为底色，以历史的大开大合为神韵，独自凭栏，面对无限江山，滚滚历史长河，纵情挥洒创作豪情，那么兰陵笑笑生就像一个精致的画师，悬浮在清河县的上空，密切地注视着西门府的动静，对里面的一砖一瓦、一花一草都进行了动态的、立体的描绘，人物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人前之冠冕堂皇，人后之卑鄙下流，台面上的吹拉弹唱、饮食衣饰，闺房里的放纵淫行、秘密谋划，都进行了客观的描绘。他基本是客观冷静的，没有太多的主观意识，笔者、读者、评论者只能从字里行间体味作者的无字之书。按照笔者浅见，他对人物的褒贬恰恰就是据实托出事实真相所带来的那种震撼，此时无声胜有声，无需再评。只不过是笔者浅薄，非要把那浓郁的醇酒掺进白水以蒙骗世人，最起码也是减少了原汁原味的厚重和天然，尚需读者擦亮眼睛，辩证分析。
笔者不肯能完全读懂作者的原意，评论者之间也未必存在孰优孰劣的绝对标准，历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历来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从学术研究、民主思维、儒家道德、人性本恶这些不同角度去看《金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