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王朝的“掌门人”。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到底是怎样发生的？蒋介石的洗脑术为什么在他身上有这样的高效？
在踏上归国的火车之前，蒋经国的思想已开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苏联政治环境的影响所致。受这个革命环境熏陶，他自愿地把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的信仰，并且理想化。然而，现实的残酷的政治斗争，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对他的思想冲击不会小。一个人对一种理想的追求，从天上突然掉到地上，那种滋味是可想而知的。
这种冲击与震撼，在不同的人身上所产生的效应是不同的。蒋经国出生在一个富户人家。其父的传奇性的变化，使他的阶级出身跃升到宝塔尖上，这种阶级的烙印在他脑海里是很难消失的，在客观条件发生变化时，哪怕是微妙的变化，它都会有所呼应；背叛革命后的蒋介石不仅没有沉沦，反而成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长期主宰中国的政坛，为蒋经国寻找新的前途，提供了很大空间。苏联的社会制度，蒋经国所追求的理想，与其父亲所代表的统治阶级的利益是根本对立的。在现实与理想出现巨大反差时，像他这样的人，就很有可能皈依到原来的阶级营垒。正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土壤，蒋介石才有可能把一个“逆子”，从自己所仇恨的“信仰”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他帮助蒋经国的这种解脱，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对蒋经国进行了极其严酷的“洗脑术”。
第一，亲情软化。蒋介石虽然企盼儿子的回归，虽然他又是一个旧仇不忘且必报无疑的人，他对蒋经国在《真理报》上发表的严重伤害他的“威严”的公开信耿耿于怀。因此，蒋经国要见他与宋美龄时，他让儿子吃了闭门羹。经过心腹陈布雷的劝解，才予以宽恕。两个星期以后，还是接见了蒋经国。如果换了另一个人如此地冒犯他，肯定被置于死地，亲情战胜了冷酷，他也要用亲情来软化蒋经国。
他没有让蒋经国在自己身边久留，立即派人把蒋经国及其妻儿送回到老家溪口。在溪口自然会有阿谀奉承者安排热烈欢迎的场面，当时的《大公报》载文作了这样的描述：“车近洋桥，便缓缓而驶，人群一拥而上，口号与鞭炮齐鸣，直闹得震天价响。”如果说这种安排是涂上一层亲情的“政治性欢迎”的话，那么，安排蒋经国与其母毛氏的见面，那是一种亲情在心灵上的震撼。记者作了素描：“这时的蒋经国，一步紧似一步，一眼望见亲娘坐于正中，便急步踏上，抱膝跪下，放声大哭，方良和爱伦也上前跪哭！毛氏早已心酸，经不住儿子的哭，也抱头痛哭！一时哭声震荡室内，好不凄楚！”这是一个政治导演的绝妙的安排，“政治企图”溶于亲情中，通过血缘的自然循环，把外在的震撼带进脑海，去引爆心灵的震撼。
蒋经国在母亲身边一住就是一年。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请看看曹聚仁的神笔的描述：“那个夏天，他们这一小圈子，就在炮火连天的大局面中，过着乐陶陶的天伦生活。”这种“乐陶陶的天伦生活”对蒋经国所追求的“信仰”的淡化到底起多大的作用，我们不好估量，但肯定是有的。这是一种潜移默化，使人不加防范，况且，蒋经国已放弃了防范，而自愿地接受亲情的软化。蒋介石的“洗脑术”旗开得胜，可以说成功了一大半。
第二，修身养性。蒋介石曾令年幼的蒋经国熟读儒学，特别是学习曾国藩的新儒学，使之按照自己期望的目标“成龙”。然而，儿子却被“共产主义信念”所征服。他要假“圣人”之“经”让“逆子”从思想上回归。蒋经国回忆：“我回国后，父亲要我读《曾文正公家书》和《王阳明全集》，尤其对于前者，特别注重。父亲认为曾文正对于子弟的训诫，可作模范，要我们体会，并且依照家训去实行。”这哪里是一般的伦理教化，这是一种高技巧的洗脑。用“洗脑”这一词诠释蒋介石要蒋经国重温儒学的企图，并不是笔者的偏见，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明白无误地解读了蒋介石的心路，他说：“蒋先生要洗经国的脑，要把马列主义的意识形态，清除得一干二净。”
第三，责令反省。蒋介石要蒋经国闭门思过，在此基础上，责令其写出反省书。写“反省书”是蒋介石的特务机关对被捕的共产党人及其他革命者所采用的手段，对其被“赤化”了的儿子也不例外，当然叫法不一定相同，实质是一样的。于是蒋经国写了一份名为“旅俄报告”的“反省书”。这是一个思想总检查，他用文字记录下蒋经国的思想演变过程，记录了儿子的悔过，记载了他的誓言。这对蒋介石来说，我们不能仅仅理解是他歇斯底里的满足，这是他实施“洗脑术”的一个重要步骤。
评析：
蒋经国在苏联留学，由于其自身在中国国内的思想基础，加之受其父“革命”表象的影响，在苏联革命环境的熏陶下，成为一个“共产主义信仰者”，曾经用最为严厉的言词，无情地鞭笞叛变了革命的父亲。叛变革命后的蒋介石与其子蒋经国在“信仰”上势不两立。然而，即使如此，蒋介石仍时刻思念着海外的儿子。当蒋经国带着俄国籍妻子及混血子女回国后，他虽然有气，但还是接受了他们。要是换了别的对象，早就被他杀头了，亲情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