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制度，他的任务完全与党代表相同。”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当年政治工作在苏联红军中的重要地位。军校主要教授战略战术、军事技术方面的内容的同时，政治课程占相当的分量。从日记中也可以看出，他学习得相当认真，且颇有心得。
对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他也很有兴趣。在这个军校学习时间虽然不长，但成绩优秀。他重点研究游击战术，撰写的研究报告出色，受到苏联方面的重视，吸收他为俄共预备党员，留校当翻译。1928年6月，他被调任列宁大学中国学生的助理指导。其主要工作是带领“列宁大学”中国留学生在苏联境内参观考察，这是一种学习的重要形式。
后来，他被分配到一个电气厂当学徒，体验苏联工人的生活。接着，被下放到一个集体农庄，在那里当农民，尽管这种安排具有惩罚性，起初农民们对他不太友好，但他通过自己的出色工作赢得他们的信任，“当选了农村苏维埃的主席”。在他离别时，当地农民热烈欢送，“他们手中有的拿着苹果，有的拿着鸡鸭……”那是苏联朴实的农民对一个中国小伙子表达的真挚感情。
1933年春天，他到一个金矿工作半年后，又回到自己曾经当过搬运工的火车站，在这个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机械厂工作，从勤杂工，做背铁条、修马路、抬机器之类的活，到当上技工，从提升为技师到晋升为副厂长。一个外国的年轻革命者，在很短时间里，能由最底层跃升到领导层，这说明他干得很不错。不仅如此，他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青年，据说，他与后来成为他的终身伴侣的俄罗斯姑娘相识相爱，就起始于见义勇为，用真实的感情演了一出“英雄救美女”的人间喜剧。正是在这个工厂，芬娜（后来改名为蒋方良）与他结为异国情侣，并肩战斗，生儿育女。
他从工厂到农村，又从农村到工厂，有委曲，有伤感，但没有动遥蝴执著地追求的“信仰”。他是怀着“为了追求真理，为了争气做人”，而到基层去接受考验，经受锻炼的。然而，有一件事情却使他产生更强烈的归乡情。
对于他所具有的蒋介石这样的政治背景，即使他宣布与其父断绝父子关系，也无法改变别人的偏见，无论哪个营垒的人们，特别是领导者们会不会真的这样认为，国内有种种猜测。王明在召蒋经国回来谈话时，对他说：“中国方面，谣言四布，说你已被捕，你应该写封信给你母亲，说你在工作，完全自由。”
此时的蒋经国非彼时的他了，他不情愿这样做，与王明争辩，最后还是不得不屈服压力，给母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与前一个声明的言词要和缓些，然而，它深刻得多，他用事实对蒋介石的暴戾和人性泯灭的控诉，使得蒋介石十分难堪；他“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念，昨天的我，是一个军阀的儿子，今天的我是一个共产党员，觉得奇怪吗？我对共产主义的信念，丝毫没有动摇过，对革命理论的研究，愈来愈有认识”的表白，更可能使蒋介石对自己的儿子感到绝望。这封信无疑是一个重型炸弹。1936年1月，苏联最权威的报纸《真理报》全文发表了这封信，4月，《纽约时报》摘要刊登。
然而，这封信却成为他人生中的又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不仅决意要离开被当作第二故乡甚至是具有政治意义的第一故乡，而且也朝他无情鞭笞过的父亲走近，向他所追求的“信仰”的逆方向走去。
蒋介石的“洗脑术”还是驯化了他。上面用比较多的笔墨，说明蒋经国在苏联成长的过程，说明他对“共产主义信仰”追求的执著，是想说明让这样的人改变自己的信仰并非易事。可是，回国后不久，却成为一个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分子。江南先生称之为“戏剧性的发展”。这样的变化，仅用一个“假革命”的投机者来说明，是很难让人信服的；仅用“血浓于水”的亲情来诠释，也可能产生误导。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生追求现象，是多维力作用的结果。其中，蒋介石的“洗脑术”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
1936年的“西安事变”为蒋经国回国搭了一个平台。他多次回国的要求，终于被批准。蒋介石向周恩来问及蒋经国在俄怎样，含蓄地表达出想要儿子回国的愿望，周恩来说，我们想办法。通过多方的努力，此答允成为事实。1937年3月，蒋经国携着妻子儿女们踏上归国之路，这可能是一个分道扬镳的旅程，他的心情极其复杂。在中国政府驻苏使馆，他问大使蒋廷黻：“你认为我父亲希望我回国吗？”这句简短的话语，道出他忐忑不安的内心世界。
1937年3月，蒋经国带着妻儿乘火车离开莫斯科，开始了返回故里的历程，此时的他，是不是真的像有的人说的那样：“昔日无产阶级革命理想，从此被一脚踢到九霄云外”？似乎还不好下如此干脆的结论。他在当天作了日记，从字里行间看到的是对自己生活10多年国家的赞扬与难舍之情，不过当他迈出归途的第一步，确实是他“信仰”的一个分水岭。
4月中旬，蒋经国抵达上海。此后，经过不太长的时间，他从昔日执著的共产主义信仰者，变成反对这一信仰，维护蒋介石统治的干将，直至后来成为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