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名都略早于孙犁的，有孔厥。他写于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的作品，收入短篇小说集《受苦人》，其中已有一些引人注目的篇什。他写到了大公无私的新一代农民(如《郝二虎》、《父子俩》)，描绘得更多的却是被旧社会压迫按“能力”分配、有计划地组织起来的社会，但仍保留私有，性格比较特别的人，或者革命队伍中思想作风不良的人。孔厥善于抓住生活中的病态和缺陷，进行剖析和表现。题名《受苦人》的那篇，叙述一个童养媳和年纪比她大一倍的丈夫的生活悲剧。后者身心都饱受旧社会的摧残，对她真心诚意，她对他却只有感激和怜悯而毫无爱情。她同意完婚，想的是尽快解除婚约，双方都因此痛苦不堪。小说所表现出来的封建剥削、封建婚姻的野蛮性质，和对于这种制度的控诉，都具有强烈的艺术力量。作家以冷峻的态度，深刻地揭示了生活的矛盾；但作品留有旧现实主义的明显痕迹，有的缺少明朗乐观的气氛，读了给人以重压之感，就反映解放区农村新的社会现实而言，使人觉得有所不足。写于文艺座谈会以后的《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则是歌颂解放区表现新人物新气象的好作品，与原先的格调有了明显的变化。这个作品带有传记性，有些近似报告文学，但在当时仍被认作较为优秀的小说。作品通过陕甘宁边区女参议员折聚英解放前后的遭遇，歌颂了新社会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逃荒要饭被卖给人当童养媳的小折，在原来那个坏男人要跟她成亲的当天投奔了红军，以后参加革命工作，和一个革命残废军人自由恋爱，“在学习、生产的战线上”取得了很大成绩，当了学习模范和劳动英雄，成为抗日妇女先锋，全边区千百万妇女的代表。《一个女人翻身的故事》情节并不曲折复杂，甚至可以说比较普通平凡，但它写出的人物作为一个典型，却是反映了社会制度的变化，说明了新社会的本质，而作者对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对人民群众翻身解放的由衷喜悦，更是表现得十分突出。孔厥创作面貌的这一变化，在当时解放区的文学创作中，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

    这个时期里，同样以描写新的农村生活著称的作家，还有康濯、秦兆阳等人。他们都是文艺座谈会以后成长起来的。康濯的作品大多通过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人物思想感情的变化，表现解放区农村生活的巨大变革。由于他生活在人民群众当中，并亲身参与他们改造社会的斗争一体系的环节、成分，根本不涉及实际。在社会思想方面，宣，所以易于发现他们身上新生的萌芽。代表作《我的两家房东》以金凤和栓柱的婚姻恋爱问题为主要线索，写出了解放区青年敢于冲决旧婚姻的束缚，真正掌握住自己的命运。在金凤的带动下，已经结过婚的金凤的姐姐也和欺压她的坏男人离了婚。就连开始对女儿婚姻自主不以为然的老汉陈永年，在看到孩子们精神获得解放而无比欢乐时，也被感染得一道高兴起来。通过这个十分平凡的故事，甚至可以说是儿女间的琐事，读者可以看到新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是怎样深入到农村，深入到农民的家庭生活。《初春》则从另一角度即写一个带有旧思想的老汉对新事物(如生产用的活底粪篓，讨论生产计划的会议，青年人自由恋爱等等)看不惯，但在事实教育下终于纠正了旧观念，显示了解放区农村的深刻变化。写得较早的《灾难的明天》虽然篇幅较长，故事有些枝蔓，矛盾冲突解决得也稍嫌简单，但作者通过祥保一家三口关系的变化，说明了新社会的优越和人民民主制度的伟大力量。过去遇着灾荒年，劳动人民颠沛流离，痛苦不堪；现在新社会，政府组织人民生产自救，并且在战胜困难的过程中，把旧社会在劳动人民之间(作品中是母子、夫妻、婆媳之间)造成的不正常状态以及留在他们身上的不良影响，逐渐地克服了过来。作者的其他几篇作品《亲家》、《腊梅花》等也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区农村的情况。前一篇写一对新老中农亲家在党纠正了工作中的偏差(把其中老中农错划为封建富农)后，欢欢喜喜成立拨工组搞好生产；后一篇刻划了一个受地主压迫极重的农民范老五终于敢起来和地主进行说理斗争。范老五的形象虽然不十分典型，却有鲜明的性格。从以上作品可以看出，作者善于刻划人物，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通过一些日常生活中普通的事件，特别是农民家庭中经常发生的问题和人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具有重大意义的主题。艺术上认真而不刻板，细致却不烦琐，有着生动的朴素性，不加铺张的真实性，显示了淳厚朴实而又清新的风格。他的小说，常常给人留下扎实、新切的印象。康濯在全国解放前夕还写有反映工人生活的短篇《工人张飞虎》及长篇《黑石破煤窑演义》，艺术上都不及写农村生活的作品。

    秦兆阳的一些作品也热情地歌颂了农民翻身后的新生活。他的《老头刘满屯》、《幸福》写了农民生活的变化。作品故事性强，语言形象生动，艺术上也十分注意群众化，民族化，显示了作者自己的风格。《东西李庄的故事》通过李庄农民被地主挑拨不和否认存在客观规律性。攻击马克思主义，宣称社会主义的理，分成两个李庄，土改后认识了阶级的利益，从而消除隔阂的故事，反映了人民政权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