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延安文艺整风以后，解放区的报告文学出现了一个创作高氵朝。这原因正象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中所预示的：“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的战争环境和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门中以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可能。……报纸上迅速反映现实斗争的长短通讯，在紧张的战争中是作者对读者的最好贡献，同时对作者自己的学习与创作的准备也有很大益处。”这《决定》还强调指出，“那种轻视新闻工作，对于这一工作敷衍从事，满足于浮光掠影的宣传而不求深入实际、深入群众的态度，应该纠正。”“新闻通讯工作者及一般文学工作者的主要精力，都应放在培养工农通讯员、帮助鼓励工农与工农干部练习写作，使成为一种群众运动。”(注：1943年11月8日《解放日报》)正是在这种需要与可能相结合的条件下，又在党中央的大力号召下，大批报告文学作品涌现出来。许多工农群众和干部在专业工作者的帮助下，也都拿起笔来，参加了这个写作运动。

    这些作品都是作者们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以后才写作出来的，有的是英雄事迹的真实记录，有的是作者的亲身经历，有些综合性报导，也是以真人真事为基础概括写出来的。这些作品以粗犷的笔调《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卡尔·马克思的历史贡献》、，从各个方面反映了抗战后期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历史进程，记载了我解放区军民艰苦卓绝的斗争，显示了中华民族敢于同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绝人性的罪行，剔发了投降派卖国求荣、反共倒退、残害人民的反动勾当，歌颂了各条战线上涌现出来的许多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为年青一代提供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和三十年代初期的报告文学相比较，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它们不是“浮光掠影的宣传”，它们的战斗性和真实性是统一在一起的。这里的人物已经不是捆在锭子上呻吟的“中国奴隶的冤魂”，而是在党的领导下觉悟了的广大军民。“革命给了我好日子，我就听革命的话”(丁玲：《三日杂记》)，这已经成了人们的共同信念。此外，新的人民英雄形象和革命战争场景的描绘，群众语言的运用，也都是以前报告作品中所不具备的新的特色。

    革命文学事业的发展，是有前后继承关系的。这首先从本时期产生的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冀中一日》反映出来。这部书就是冀中区党政军领导人受了茅盾主编的《中国的一日》的启示，发动冀中人民开展群众性的写作运动的成果。作品预定的写作内容是一九四一年五月二十七日个人见闻，选择个平常的日子，是为了反映出敌后军民通常的生活和斗争。广大冀中军民积极地投入了这个写作活动。为了在这一天获得一个好题材理主义阶段所主张使用的语言。指人们在日常生活或物理学，有些连队经上级批准打下了敌人的据点，有些人则以各种方式开展了多方面的斗争。不识字不能写的人就请人代笔写稿。这就使送往这书的总编室的稿件，多到用麻袋装，用大车拉。为了保护这些稿件，有的同志甚至流血牺牲。初选出的待审订稿，收作品二百多篇，约三十万字，分为四辑，于一九四二年春用麦秸纸油印出二百部。但审订工作未开始，日寇即开展了空前残酷的长时间的“五一大扫荡”。经过一个夏天，多数被坚壁起来的审订稿都朽烂不能翻阅。后经多方搜求，才得以重新出版。这是一部经魔历劫的书，是冀中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写成的书，也是他们用英勇斗争保存下来的书，是特别值得珍贵的。这里的每个作品，都是一份真实的战斗记录，篇章短小，文字朴素，具有浓重的生活气息。《她》、《刺刀下的殉难者》、《一个英勇沉着的青年班长》、《不稀奇的故事》、《夜过平汉路》、《据点附近的学校》、《轿车里呆了半天》、《微笑》等，都是生动感人的作品，写出了中国人民宁列不屈的性格，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凶残，描绘了冀中人民的斗争生活场景，赞扬了艰苦不皱眉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个写作运动影响是深远的，它鼓舞了群众的斗志，锻炼了写作人材，为革命文艺增添了新的血液，自此以后，冀中地区还发动过类似的多次写作活动。直到建国以后，这里的群众众性的写作活动仍然很活跃。

    《冀中一日》印出后的七年，在解放战争胜利高氵朝中，由第三野战军政治部动员全军同志“在渡江作战中动笔为文”，便产生了另一部群众性的大型报告文学集——《渡江一日》。全集收作品一百二十篇，二十余万字谈“心性”风气的一种否定。，反映了我军渡江作战的艰苦而英勇的过程以及战役规模巨大、战役组织复杂等等情况。每个作品篇幅不长，只用朴实的文字写下了指战员们的实际战斗过程，没有华而不实的空谈。其中《炮击江防》一组文章生动地报导了我炮兵部队的成绩，写出了人民炮兵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摧毁敌人苦心经营十个月的江防工事的过程，威武雄壮，有声有色。《炮兵俘敌般》一组文章，反映了一场英勇的保卫战，我炮兵严惩了横行在长江里的帝国主义舰艇，捍卫了祖国主权，显示出中国人民不畏强暴的严正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