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的时候，抗日战争已经进行了六年多，国民党顽固派日益反动，一再制造投降和内战的严重危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民主根据地，越来越成为广大人民仰望的灯塔。剧中表现的那些激动人心的历史画面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又译“柯罗，所赞扬和揭露的那些正反面人物，都启示人民群众认清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动本质，并且更踊跃投身抗日民主的革命洪流。

    《逼上梁山》在艺术形式上也做了相应的改革。人物形象的塑造方面，就打破了旧京剧行当的限制，根据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性格的要求，运用京剧表演形式而又不完全拘泥于传统的程式。在舞台布景与效果方面，也进行了改革的尝试是一种完美的平等状态，但财产尚无保障。卢梭认为，自然，虚实结合，突破了旧京剧那种亲纯的象征性布景的限制，使用了飞雪等现代布景手段，增强了演出效果。

    一九四四年元旦前后，《逼上梁山》首次演出，轰动了延安。艾思奇(崇基)曾在一月八日的《解放日报》上首先撰文，称赞《逼上梁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剧”，“在平剧改革运动中“是基督教的真正的父亲”。，这算是一个大有成绩的作品”。一月九日，毛泽东同志在阅读剧本之后又观看了该剧的演出。当晚回去，他就向编剧和导演写了那封著名的关于京剧改革的信，给《逼上梁山》以很高的评价：

    绍萱、燕铭同志：

    看了你们的戏，你们做了很好的工作，我向你们致谢，并请代向演员同志们致谢！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郭沫若在历史话剧方面做了很好的工作，你们则在旧剧方面做了此种工作。你们这个开端将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我想到这一点就十分高兴，希望你们多编多演，蔚成风气，推向全国去！

    《逼上梁山》编演的成功，特别是毛泽东同志亲笔写给延安平剧院的这封信，大大地推动了正在兴起的京剧改革运动，为这个运动指明了方向。一九四五年一月，由延安平剧院集体创作并演出的新编古代题材的京剧《三打祝家庄》，又获得很大的好评。毛泽东同志观看演出后也曾写信向作者、导演、演员、舞台工作人员祝贺。他指出：“我看了你们的戏，觉得很好，很有教育意义。继《逼上梁山》之后，此剧创造成功，巩固了平剧革命的道路。”

    《三打祝家庄》同样取材于《水浒传》，描写了梁山泊的农民起义军队攻打地主寨子祝家庄的战斗经过。全剧分为三幕，它们一方面分别反映了相对独立的三次战斗场面，斗争的重点、出场的人物各不相同；另一方面，又是由一个统帅领导的一次大战役的三个阶级，相互之间有机地紧密地联系着，形象地表明了这样一整套的策略思想：依靠群众，调查研究，里应外合，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孤立主要敌人。这些都是根据革命形势发展的客观需要加以突出的。当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转入战略退却阶段，中国人民的抗战渡过了相持阶段中最艰苦的时期，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八路军、新四军也由缩小转而开始扩大，并在各地进行着局部的战役进攻，战略反攻阶段已经为期不远了。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由乡村转入城市，特别是如何夺取敌人占据下的城市，是当时政治和策略上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象《三打祝家庄》这样，以广大干部和群众喜欢的艺术形式，形象地宣传历史上农民战争的经验，就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该剧在延安上演的一年多时间里，许多干部看了三次以上，不少机关、学校通过它进行策略教育，部队也根据它来学习攻打城市的战略战术，起到了积极的教育作用。但是将历史人物和古代的农民战争“现代化”了，是《三打祝家庄》的主要弱点，对于后来的一些新编历史剧也产生过不良影响。

    《逼上梁山》等新编京剧的成功，掀起了改革京剧的热潮。仅以当时的延安而言，战卫部自编自演了《战北原》、《史可法》、《恶虎村》等剧，八路军留守处政治部也上演《保卫边区》、《阎家坪》。后来，各地还相继演出《中山狼》、《进长安》、《红娘子》、《九宫山》等新京剧。这些剧目中，多数是新编历史剧，但也已经有了现代题材的作品。经过这番改革，终于将京剧这样古老的剧种，从严格的、已经定型了的程式中解放出来，使之能够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为京剧的发展打开了新的局面。

    在改革传统戏曲方面，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并且取得显著成就的，还有柯仲平、马健翎领导的民众剧团对于秦腔等剧种的改造。早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前，他们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尤其是马健翎，在创造新秦腔方面，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在一九三八年编写的新秦腔《查路条》(又名《五里坡》)，一位开始懂得抗日道理、积极热心的农村老大娘，在村口检查路条时，机智地抓获汉奸的一段很有风趣的经历。传统戏曲的味道很浓，反映的却是新的生活、新的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