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延安文艺座谈会自始至终贯穿着革命同志内部和风细雨地讨论问题、交换意见、自我教育、相互教育的精神，因而在提高与会者思想认识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座谈会结束后，广大文艺工作自觉地按照毛泽东同志《讲话》精神，深入开展文艺整风运动，认真检查了过去工作中的问题，对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特别是王实味的思想，进一步开展了批评和斗争。通过文艺整风，文艺界总结了经验教训，明确了努力方面，使革命的文艺工作呈现出新的气象。

    王实味的《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发表之后，曾引起不少同志的不满和反对。一九四二年四、五月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前夕和会议进行的过程中，《解放日报》即连续发表齐肃的《读〈野在合花〉有感》，杨维哲的《从〈政治家·艺术家〉说到文艺》见“逻辑学”、“天文学”、“教育”中的“罗素”。，金灿然的《读实味同志的〈政治家·艺术家〉后》等文(注：分别见《解放日报》1942年4月7日，5月19日，5月26日)，对王实味的观点展开了批评。文艺座谈会之后，从五月底开始，王实味所在的中央研究院连续召开座谈会，艾思奇首先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罗迈(李维汉)等针对某些极端民主化的倾向，系统地解答了关于民主集中制的问题，并批评了王实味在《野百合花》、《政治家·艺术家》等文章中表现的错误思想。座谈会连续开了半个月。在此期间，组织上曾找王实味谈话多次，希望帮助王实味认识错误。胡乔木也曾和王实味谈过两次话，写过两次信，并且向他传达了毛泽东同志的希望和意见。信中说：“《野百合花》的错误，首先是批评的立场问题，其次是具体的意见，再次才是写作的技术。毛主席所希望你改正的，首先也就是这种错误的立场。那篇文章充满了对于领导的敌意，并挑起一般同志鸣鼓而攻之的情绪，这无论是政治家艺术家，只要是党员，都是绝对不容许的。这样的批评愈能团结一部分同志，则对党愈是危险，愈有加以抵制之必要。”(注：转引自范文澜《在中央研究院六月十一日座谈会上的发言》，《解放日报》1942年6月29日)王实味最初不接受批评劝告，拒不参加会议，甚至向组织提出退党声明，声称要走他“自己所要走的路”(注：见温济泽《斗争日记》，《解放日报》1942年6月28日)，这样便激起了中央研究院和文艺界同志的义愤。座谈会上，发言者认为王实味的文章和一些同志思想上存在的糊涂观念、认识不清有着根本的不同，已经超出了对党、对革命工作中的缺点提出批评的范围。针对《野百合花》所谓延安存在“等级制度”的说法，蒋南翔在六月一日《解放日报》上表发《论“等级制度”》一文，从理论上说明延安工作人员物质分配上的某些差异和旧时代的“等级制度”“是本质上绝不相同的两件事”：“旧时代的那种‘等级’，是一种剥削关系和私有关系的产物，而今天延安一小部分同志所称为‘等级制度’的‘等级’，则仅仅是一种工作上的需要，它不但不是代表着剥削的关系，而且相反，是为了要达到革命的胜利和剥削的消灭。”“譬如说，延安所有的马匹，不足以每人供给一头，我们是否宁愿把马都杀了吃掉，大家不骑，以表示一律平等呢？假使不，则应该首先允许哪些同志享受骑马的权利呢？我们认为，如果让一般的工作人员骑马，而让毛主席、朱总司令等人步行，则是极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把太多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不必要的走路上，乃是革命的一种损失。”艾青在座谈会发言的基础上撰写了《现实不容许歪曲》一文(注：刊载于《解放日报》1942年6月24日)，批驳了王实味的一些论点，用事实说明“真正的所谓‘等级制度’并没有在延安存在”：

    王实味说的“衣分三色，食分五等”是怎样的呢？

    所谓“衣分三色”，不过是蓝色斜纹布、灰青色土布和黑色土之间的分别，并非什么哔叽、华达呢和灰布之间的分别。(而我们也不只一次看见毛泽东同志，穿了他那件右肘上破了一大块的，褪色的灰布衣服。)

    所谓“食分五等”，最好的也不过两小碗菜(一晕一素)，一碗汤；最坏的，也是最普通的是小米饭和大锅菜。共产党的最高“首长”们吃的，还不如大后方机关里一个小公务人员的来得讲究呢！我想王实味已经在延安好几年了，不会不知道这种情形，只是他的立场使他失去公正的态度了。

    ……

    延安学生吃的是一天一餐稀粥，二餐小米包(每周吃一两次馍)，菜是大锅菜，伙食管理得好的学校还经常可以吃肉。王实味所说的“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是发生在某学校刚开办的时候，由于天下雨不能驮米的缘故，曾吃了几天稀粥。这是一种特殊情形下的极偶然的现象，而王实味却用来当作挑拨青年学生的最好的资料了。

    艾青还针对王实味所说的艺术家似乎比政治家“纯洁”之类的说法，指出：“艺术是社会生活的产物。艺术家不是从上帝那里乘了降落伞到地上的，而是同每个成员一样，从母胎里分娩出来的。艺术家没有必要装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