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史

，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以群众的创造解释了艺术的现象，要求“觉悟的读书人”回过头来为群众服务。文章对个人与群众关系的正确阐述，可以移用到一切工作上。

    一九三五年写的收入《且介亭杂文二集》的杂感，是对文化现象和文学活动的比较集中的批评。从社会舆论到新闻报道，从书籍出版到钢笔生产，从漫画到木刻，从讽刺到传奇抽象同一性又称“形式的同一”。一种形而上学观点。否，涉猎广泛，持论精到。然而作为鲁迅当时注意的中心，却是对文艺领域内不良习气和消极趋向的斗争。针对周作人、林语堂、施蛰存以及一大批政客豪商、文人学士们的活动，他写了不少意义深长的杂感。《隐士》、《“寻开心”》嘲讽了谋隐闹市和玩世不恭；《“招贴即扯”》、《逃名》揭发了曲解古人的贻羞同文；《“京派”和“海派”》、《文坛三户》、《从帮忙到扯淡》进一步暴露了“文人无文”的事实，指出“京派”和“海派”已经合流，“破落户”和“暴发户”也互相交融，于是在“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之余，忽而主张“本位文化”，忽而提倡“读经救国”，有“帮闲之志”而无“帮闲之才”，其结果无非是“扯淡”而已。在七篇论“文人相轻”和八节《“题未定”草》里，鲁迅又从理论上对这些现象进行分析，但也仍然有申说，有驳难。他主张文人需要别是非，明爱憎，不应该“圆通”，“随和”，“贵古而贱今，忽近而图远”；反复地批评了“倚徙华洋之间，往来主奴这界”的倾向，批评了“对于人生，既惮扰攘，又怕离去，懒于求生，又不乐死，实有太板，寂绝又太空，疲倦得要休息，而休息又太凄凉”的精神状态。他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通过大量材料论述了过去时代的文学现象，扬幽发伏，纠正了历来对蔡邕、陶潜、袁宏道的看法，保卫了战斗的传统。鲁迅反对以偏概全，反对以“摘句”论断“全诗”，对选家们以个人好恶糟蹋古人提出强烈的抗议。在他看来，立“虚心平气”为选诗的极境，就和以“并不自立意见”为作史的极境一样：说得出，却做不到。例如张岱，曾主张选文造史，必须持平，而在论东林党的时候，却又立足于“东林虽多君子，然亦有小人，反东林者虽多小人，然亦有正士”；貌似公允，骨子里却是“苛求君子，宽纵小人，自以为明察秋毫，而实则反助小人张目”。鲁迅认为：“古今来无纯一不杂的君子群，于是凡有党社，必为自谓中立者所不满，就大体而言，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他就置之不论了。”当时统治阶级正在制造混乱，思想界又大都浑浑噩噩，——“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鲁迅的这些文章，不但为文艺批评树立了严正的标准，还从思想方法上锻炼了读者，使他们别是非之界，明取舍之道，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至于行文的恣肆跌宕，回旋俐落，摆事实，讲道理，作为思想战线上理论斗争的一种形式，七“论”和《“题未定”草》又都以其缜密和周详而成为出色的范例。

    鲁迅在书前的《序言》里说：“在今年，为了内心的冷静和外力的迫压，我几乎不谈国事了，偶尔触着的几篇，如《什么是“讽刺”？》如《从帮忙到扯淡》顾炎武明清之际思想家、学者。哲学上赞同张载“气一，也无一不被禁止。”其实触及国事的决不止这两篇，因为政治毕竟是鲁迅关心的问题。譬如用日文写的《陀思妥夫斯基的事》，鲁迅自说这篇文章是要阐明：“被压迫者对于压迫者，不是奴隶，就是敌人，决不能成为朋友，所以彼此的道德，并不相同。”这就直接答复了日本侵略者提出的“日中提携”、“共存共荣”的问题：被压迫民族决不能同正在侵略的民族和平共居。在《“题未定”草》的最后一节里，鲁迅以北平居民纷纷慰劳“一二九”运动中被警察袭击的游行学生为例，热情充沛的赞扬了他们，他说：“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他分析说：“老百姓虽然不读诗书，不明史法，不解在瑜中求瑕，屎里觅道，但能从大概上看，明黑白，辨是非，往往有决非清高通达的士大夫所可几及之处的。”这便是革命的柱石。“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这里又对国民党反动派作出了答复，表现了作家对人民力量的信任和对革命未来的乐观。在三十年代乌云弥漫、波涛汹涌的日子里，中国作家绝大多数是拥护革命和靠近人民的；但是，能够以这样开朗广阔的襟怀面对一切，以蔑视的态度再接再厉地向反动派斗争，千夫所指，横眉冷对，却又实在是无逾于鲁迅的了。

    《且介亭杂文末编》是鲁迅在健康极坏的情况下不倦工作的成果。一九三六年他曾两次重病，拒绝易地疗养，认为“环境瞬息万变”，不应在这个时候“独自远行”(注：许广平：《关于鲁迅先生的病中日记和宋庆龄先生的来信》，发表于1937年11月1日《宇宙风》第50期主要著作有《广尚思》、《诸子无鬼论》等。，后收入《关于鲁迅的生活》)。《白莽作〈孩儿塔〉序》、《续记》以及稍后的《半夏小集》、《“这也是生活”》、《死》等是先后两次病稍起时的作品，或则缅怀战友，或则抒发感情。在这些文章里，或多或少反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