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一致声讨.1995年5月,德国众议院修改了宪法,规定:不管以何种形式否定屠杀犹太人的事实者,都将被判处有罪.而日本却不是,常有否认历史的闹剧发生.人们有理由质问:‘德国能如此悔罪,为什么日本人不能?不做?‘
忏悔使德国人摆脱了精神上的沉重负担,使他们抬起了低垂的头，迎来了曾经害怕,敌视且憎恨他们的人们敞开的心扉.作为第一任联邦德国总理的阿登纳,作为一个战败投降,国家被占领的领导人,他周旋于各大国之间,领导了联邦德国经济的复苏,特别是领导了对纳粹的深刻批判和对纳粹分子的彻底清除,诚恳的对德国民族的行为进行忏悔,从而使德意志民族在短时间内赢得了人们的理解和信任.以后的历届总理无不铭记这段历史.他们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德国人承认我们的耻辱.‘
1970年12月7日,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在访问波兰华沙时,在华沙犹太人殉难者纪念碑前,双膝下跪,代表所有德国人向600万死难者表示赎罪.勃兰特默默地祈祷着:‘愿苦难的灵魂得到安宁.上帝,饶恕我们吧!‘这一举动,震惊了当时在场的平日见惯不惊,以抢新闻为乐趣的记者,震惊了所有在场的德国人,波兰人,震惊了整个世界.一位记者写道:‘于是,不必这样做的他,替所有必须这样做而没有下跪的人下跪了.他试图为德国人及其牺牲者的历史搭起一座桥梁来,以表达紧密相连的感情.‘197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在委员会的一致提名下,授予了这位在争取和平中做出贡献的德国总理.
无独有偶.德国统一之后,总理科尔在耶路撒冷,面对二战时死难的无辜的灵魂,双膝着地.这位在纳粹德国土崩瓦解时才15岁的一国总理,向遭受纳粹德国迫害最重的以色列人作了忏悔:‘我们德国人应承担(德国人对犹太人所受苦难)的责任,我们不想否认在纳粹时期进行屠杀的责任.‘当世界看到这样的举动时,我们感到的不是别的,而是人类理性的觉醒和人间正义的维护.那么,此时的日本人又在干什么呢?他们没有忏悔自己的战争罪行,没有向中国人以及东南亚的广大人民谢罪或道歉,他们所做的,只是希望原子弹不要再降临到他们的城市上空.
与一直沉浸在苦涩的忏悔中的德国人相比,日本的表现大相径庭.第二次世界大战早已结束,但日本侵略战争遗留下来的一些问题,以及如何评价认识这场战争等问题,在日本从来没有得到根本而彻底的解决.日本不但没有正确对待侵略他国的历史,反而时不时为之翻案,甚至不承认自己的历史错误.日本政府要人对二战期间日本侵略中国及东南亚历史的断然否认.靖国神社香案前一直香烟缭绕.先是文部省对历史教科书的篡改,把‘侵略‘中国改成‘进入‘中国,这种简单明了的概念,日本人较劲了半个世纪,也一代代欺骗了他们的子孙半个世纪.后是多位日本首相率领内阁成员公然参拜‘靖国神社‘,并且不停的有朝野人士公然发表讲话或生命,不只否认自己的侵略史,还胡说什么出兵是为了被侵略的国家,是为了‘大东亚共荣‘,完全是颠倒黑白的一派胡言.不仅有日本内阁成员以私人身份进行参拜,而且发生了三位首相公然参拜的恶性事件.1996年6月,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发表生命,声称不去参拜靖国神社.为此,他还获得了亚洲国家的好评.孰料言犹在耳,7月29日,他竟自食其言,以首相身份提前参拜了靖国神社.出尔反尔,竟至于斯!
不仅如此,占日本主流的右派思潮直到今日仍然认为日本是二战的受害者,日本政府也总愿意渲染本国是受害者.二战给他们留下的唯一记忆就是原子弹对他们的致命打击.这样一个最后也尝到了战争罪孽的民族,除少数良知外,没有诚实的反省精神和忏悔精神,从来没有认真的想一想他们在别国的土地上都干了些什么,为什么人家要把原子弹扔他们头上?除了不断呻吟原子弹给他们带来的痛苦,从不正视酿成战争灾难的根源.他们在记忆上还存在两重性,对当年侵略他国总要抹去或淡化,对广岛和长崎落下两颗原子弹却时时不忘.对给亚洲亿万民众犯下的罪恶始终遮遮掩掩,含糊其词.日本人记住了原子弹对他们的伤害,却没记住,不想记住,甚至想从历史上抹去‘731‘部队十恶不赦的罪行,抹去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导致日本人这种对历史的歪曲,浅层的分析是由日本人的‘岛国心理‘即‘狭隘的心胸‘所导致,使他们不敢或不愿承认自己的错误,再往深层的分析,就可看出,日本人之所以不能正确认识与忏悔他们在战争中的罪行,是与他们对人类理性的蔑视是分不开的,愚昧和狭隘不足以解释这种心理,自私,残忍和贪婪才是其精髓,或者说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他们的‘侵略者逻辑‘或‘强盗逻辑‘才是‘真理‘,才是值得他们为之奋斗的目标.对暴行的忏悔与对战争责任的反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事,否定过去是痛苦而愚蠢的,必将为此而付出代价.哀莫大于不知耻.一个没有勇气承认失败的国家不会真正的站起来.‘日本不是一个正常的国家‘,李光耀认为,‘他很特别.有必要记住这一点.‘再如对待战争赔偿,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