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是个嗜酒者。我愿意做任何力所能及的事去帮助你和你的母亲，我将让我的嗜酒者互诫协会的朋友今天就同她取得联系。”
刹那间，我感到片刻的清澈与宁静。我知道事情正在好转，而且我再也不用害怕了。当他把手放在我的肩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遇上了上帝、基督和摩西，真诚、希望和爱对于我第一次变得真实了起来。校园里最令人恐惧的人变成了我秘密的朋友。我总是忠实地到他那里去报到，一周一次。午餐时，每次当我从他的桌旁经过，他总是朝我快速地瞟一眼并友好地眨几个眼睛。这个在校园里因严厉而让人恐惧的人竟然如此温和地、爱抚般地关照我，我的心在骄傲地翱翔。
每当我需要帮助的时候，我就去找他……他总会在那里。
（彼得·斯拜克）
（道恩·斯拜克和萨姆·道森协助）
牛仔鞋
如果不是为了分担彼此的愁苦，那我们活着还有何意义？
——乔治·艾略特
在本世纪30年代，世界各地的采矿业和制造业都很不景气。在宾夕法尼亚州西部我的家乡，成千上万的男人都走上街头去寻找工作。我的哥哥们就在他们中间。那时候，一家人虽不至于挨饿，却也无法饱食三餐。
因为我是一个大家庭里的许多小孩子中年龄较小的一个，所以我的所有衣服都是从上面传下来的。长裤子被齐膝裁断，裁下来的裤腿被用作补丁或直接加在原裁剩下的裤子上。上衣可以被重复改制。但是鞋——关于鞋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故事。鞋是彻底地贴着地面穿的，它们可以不折不扣地被磨损，只有在脚丫从皮革中拔出来的时候才被扔到了一边。
我清晰地记得在我得到那双牛仔鞋之前，我穿的鞋两边都有裂口，松弛的鞋底前面张着口，走路时发出啪啪的声响，我从一个旧车胎上剪下两根带子，用它把脚趾与鞋底绑在一起，以防止鞋底掉下。
那时，我有一个姐姐，她和她丈夫迁往西部并在科罗拉多州安顿了下来。她总是尽她所能地给我们寄来一些她的旧衣服，以帮助我们渡过困难。
感恩节的前一天，我们又收到了一箱姐姐寄来的这类东西，家里所有的人都聚集在箱子的周围。箱子的角上塞着一双鞋。那个时候，我还没见过那种样式的鞋，不知道那是什么类型的鞋。母亲也不知道，开始努力地猜测。父亲也不懂，所有的孩子也都不懂。她们都同我一样认为这双鞋是我姐姐穿旧了不再穿的。
母亲低头看到了我那从破鞋中伸出来的脚趾头，就俯身把鞋从箱子里取了出来，递给了我。我把手抄在背后不要，环顾家里的人，我开始轻声地哭泣了起来。我的哥哥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嘲笑我或叫我爱哭的小孩，这简直是个奇迹。
这件事在30年后的今天再次回想起来依旧是的人心痛。我母亲把我带到一边，告诉我她很抱歉，但的确没有别的鞋能让我穿，而且冬天已经来临了，我不得不穿它了。我父亲拍了拍我的脑袋，但没说什么，我最喜爱的哥哥迈克抚弄了一下我的头发，对我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最后，大家都走了，只剩下了我一个人。我穿上了姐姐的鞋。这双鞋呈深褐色，鞋头很尖，跟部加高了。但穿起来感觉挺舒服。我泪眼蒙蒙地注视着鞋子，一个人轻轻地抽泣着。
第二天，我起床穿衣服去上学，我穿的非常慢，并把那双鞋放在最后。我感到我的眼泪又一次充盈了眼眶，但我努力没让它流出来。最后，我终于不得不去学校了，我有意走在了最后。在到达学校之前，我没碰上任何人，但走到校园时，蒂米·奥图尔正站在那里。他是我惟一的敌人，比我年长并高大，同我一起都在米勒小姐教的班级。
他一眼就看见了我姐姐的那双鞋，然后抓住了我的胳膊大声叫嚷：“埃文穿着女孩鞋！埃文穿着女孩鞋！”我本应把他打倒在地的，但他比我要高大得多，也壮实得多。他不让我走，一直闹到有一大群小孩把我们围住了还不肯罢休。我不知道我都干了些什么，但突然校长奥尔曼·韦伯走了过来。
“进来，”他喊，“最后一遍铃的时间到了。”我赶快摆脱了蒂米·奥图尔对我的折磨，跑进了教室。
我静静地坐在凳子上，眼睛望着下面，把脚缩到了凳子底下，但尽管这样也阻止不了蒂米，他继续烦扰着我，毫不停息。他每次来到我的桌子旁，总是手舞足蹈，叫我埃德娜，并对我姐姐的鞋做一些愚蠢的嘲弄。
在接近课间的时候，我们正在谈论西部的影响。米勒小姐向我们讲述了许多关于先行者出发到达堪萨斯、科罗拉多、得克萨斯以及其他地方的情况。差不多正在这时，奥尔曼·韦伯走进了我们的教室，但他只是站在门口，静静地倾听着。
在那天早晨以前，我同所有的其他同学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我非常不喜欢奥尔曼·韦伯，他被想象成非常刻薄、脾气暴躁，还偏袒女孩。
他站在教室的门内。也许除米勒小姐之外，我们当时都不知道奥尔曼·韦伯过去曾一度在俄克拉何马州的大牧场上生活过。米勒小姐转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