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一罐百威啤酒，坐在厨房的椅子上，我面带笑容地看着他。
他的面容让人震惊，像鬼或面对死亡的人一样。他的眼睛镶着黑眼圈，他的头摇来晃去，好像他在跟内心的声音对话一样。最后他一口气喝干啤酒，才将眼睛正视我。
我告诉他，他看来糟透了。他承认，也补充说，他感觉比我说的更糟、更震撼。然后，他把他不平常的故事告诉我。
查理是地方高中的美术老师。他担任那个职位多年，并备受学生爱戴，使同事们都心生羡慕。在这特别的一天似乎有从前的学生来拜访他，在离校四五年后回来，展示她的婚礼戒指、新生的婴儿和她的锦绣前程。
查理停了下来，喝了啤酒。就是这样的，我想，他面对了他自己的死亡。做老师的最能感到时光飞逝，才一眨眼功夫，昨天一个女孩，今天已经是一个母亲。
“不，不是这样，真的。”查理告诉我，“不是与死亡有关的问题，也不是看到鬼。”那是一堂课，他解释道，有关谦逊问题。
来访的人叫安琪拉，早先曾上过5年艺术课程。查理记得她是个安静、单纯的女孩，不爱说话，但总是对友善的提议报以害羞的微笑。
现在她是个有自信心的年轻女子，一个母亲，她已经会挑起话头而不只是回答问题。她胸有成竹地来看她从前的美术老师。在礼貌性的问候后就开始进入主题。
“当我念高中时，”她解释道，“我的继父强暴了我。他打我，晚上还到我床上来。很恐怖，我深深地受到侮辱。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没有人知道。”
“后来，在我念初中时，我的父母在周末出去度假，第一次把我一个人留在家里。我计划要自杀。”
“他们在星期四晚上离开，所以整个晚上我都在准备。我做了家庭作业，写了一封长信给我妈，收拾好我的所有物品。我买了一卷宽胶带，花了一个小时把外面的门和停车间的窗子从里头封起来。我把钥匙放在我妈车上的内燃机中，把我的玩具熊放在乘客的座位上，然后就上床睡觉。
“我的计划是——照往常一样，星期五到学校去，一样搭巴士回家。我会留在家里等父母的电话，和他们讲话，然后到停车间去点燃引擎。我希望直到星期天下午我父母回家前没人发现我。我宁愿死也要自由。”
安琪拉执行着她的计划，直到第八堂课，查理——她的艺术老师，坐在她隔壁的位子上，看了看她的作品，把一只手臂绕着她的肩。他和她说了些话，倾听她的回答，并轻轻地捏了捏她，又到别的同学那儿去了。
安琪拉在那个星期五下午回家，给她的母亲写了第二封迥然不同的信。她把停车间的胶带移开，并把她的玩具熊和其他所有物品打包好。然后她打电话给她的牧师，那人立刻来了。她离开了父母的家，再也不回头。她再度生气蓬勃并把它归功于查理。
故事接近了尾声，查理和我聊着有关学校警告老师别碰学生的事，在学校里发展社交只是浪费时间的说法。也有些学生有时会排斥这样的对待，多少次，我们怀疑，我们在学生需要时轻轻拍过他们吗？我们沉默地坐着，然后，我们明白了这个故事的震撼力和复杂度。这样的对待，在学校、教堂甚至购物中心中都会发生几千次，没什么特别的。像查理这样的成人自然而然地，不假思索地这么做。
查理提出了他的解释。安琪拉在上艺术课时已下了决心，如果一个老师都能友善地关心她，有时间停在她身边，和她接触，看着她和倾听她，那么一定有其他人会关心她。
当我摩擦我的手驱走寒冷时，查理把头枕在手上。他看着我，继续说着他新的一课——谦逊。
“南茜，”他非常安详、非常坚决地说：“让我觉得最自卑的是，我甚至不记得这个事件！”
多年过去了，她回来告诉他，都是他救了她的命。
（南茜·摩尔曼）
哈蒂小姐
人生中最神秘的相遇是在有人认出我们和我们的能力，点亮我们最高潜能的电路时。
——鲁斯提·柏卡斯
我一出生就是个有学习障碍的孩子。我想象力错乱的情况被称为“难语症”。得了难语证的孩子学单字学得很快，但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理解方式和常人不同。我感觉到我的世界多彩多姿，充满着形形色色的“单字”，并引申出了相当多奇特的字汇，使得我的父母对我的学习能力相当乐观。让我害怕的是，我在一年级时就发现字母比单字显得重要。难语症的小孩把字母前后颠倒，没法像别人一样照正常方式排列它们。所以我的一年级老师说我“学习有困难”。
她把她的观察写下来在暑假前交给了我的二年级教师，以使她在我上课前能够想出针对我的特别教法。我上了二年级，可以知道数学问题的答案，却对得到答案的繁复过程无能为力，而我也发现，繁复的过程比答案重要。这时我对学习过程感到完全无助，变成一个说话结巴的人。因为无法直截了当地说话，无法完成一般的数学题目，也无法适当地拼出字母，我变成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