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虎岗举办被称作赣南的“黄埔”干训班。大门口的木牌上写着“做官的莫进来，发财的请出去”的对联，用心表达办学的宗旨。
这些活动，就他主观愿望而言，确实是真心想进行社会革新，他将这种社会改革定位为“良心政治”。但是，进行社会变革，是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互动，这些社会积弊的总根源是国民党统治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基础。如果从根本解决起，势必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在原有的制度上修修补补，这很难取得很大成效。实际情况是，尽管蒋经国的这些作为被中外媒体竞相报道，炒作、拔高，对政风民风的推动是相当有限的。只不过是热闹有余，成事不足。
3．宣布“五年计划”，现代化市镇梦难圆。
蒋经国的新政，不仅在政治层面，而且还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近似于幻想的计划。他拟定了“五年建设纲要”，纲要规划在五年内把各县城建为现代化标准城市，并且将各县28个旧市镇，改建为现代化的市镇。在其他主要经济指标方面也是开出了让人瞠目结舌的指标。这样庞大、浮夸的规划，是通过一个专区将他脑海中对未来中国的空想的表达。他在专区县长会议上说了一个未来中国的梦。他说：
“那时的赣州，一路所望到的都是花园树木，而且警察也没有了，路上都是机器来指挥交通，自卫队也没有了，因为大家都能安居乐业，没有土匪强盗，所以用不到自卫队了（全境只有穿白色服装的政治指导员）。赣南大礼堂，也移到南康去了……大礼堂之正中在转映纽约的电影和维也纳的音乐，几处电视的幕上，正在映出伦敦的足球赛。那时候，已成为电气化的世界。”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五年内把极其落后的赣南变得如此的发达，不用说建成，就是设计图纸都难以完成。蒋经国不仅大胆地想像，而且要以火箭似的速度去实现，这太浪漫了。艺术创造需要浪漫，然而建设需要脚踏实地。
这是一个美丽的空想，它暴露出初出茅庐的蒋经国的从政弱点，急功近利，冲击有余，务实不足。他自己也承认，“很多事情‘缺乏详细计划’”。
蒋经国在赣南锻炼是很投入的。舆论界对他是褒扬的，他毕竟给国民党带来新鲜气息，人们对国民党的陈旧腐朽的政风十分厌烦。而国民党官场对这个“异军”进行了围攻，告状的、批判的，不乏其人。这也不奇怪，因为，一方面，蒋经国的从政之道与国民党政风格格不入。于是乎，在国民党营垒里，他被认为是“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把被他们的蒋委员长称作“共匪”的作风带到国民党里来，那还不如临大敌，群起而攻之？另一方面，蒋经国在赣南的新政，打击恶势力，触及到权贵们的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国民党的地方政治本来就是官绅合治的权力结构。如果深入下去，朝这个弊端开刀，那将动摇国民党的根本。这也是令他们恐惧的结果。
评析：
蒋介石把蒋经国安排到江西代职，是其培养接班人的一个重要步骤。其成功之处在于，第一，高度信任，不因其历史上的不同“信仰”以及革命的行为，抱成见，刻意加以防范。因为江西赣南曾经是红色根据地，革命影响不会完全消失，如果蒋介石对蒋经国有怀疑的话，不会安排他到这样的地方去锻炼，更不会让他在那里呆那么长的时间，尤其是告状不断时，他却没有感到这种危险性。他对经过“洗脑术”驯化了的儿子已有十分的把握，到底是不是“有共产党气质的国民党”，他最清楚。
第二，不直接插手，而是托付给自己信任的政客去安排蒋经国锻炼的工作，一方面可以避嫌，另一方面，地方官接近于实际，可以做出比较恰当的安排，同时，也不至于引起儿子的特殊化的念头。
第三，静观其效，后台支持。在蒋经国在江西代职锻炼期间，蒋介石没有对儿子如何行事作具体的指示与要求，放手让他去作为，当出现反对声时，仍予以支持。
第四，扬其所长。蒋经国在赣南的一套做法，有明显的苏联政风的痕迹，蒋介石不是要儿子收敛，而是让他去践行独特的政风；即使是急功近利，做表面文章，也不出面反对。这与蒋介石让蒋经国对江西去的指导思想有关，他就是要儿子去磨砺，轰轰烈烈地干一番事业，扩大影响。他需要有股子冲劲，让其显山露水，在政坛产生某种震撼。因此，对蒋经国的所谓“新政”是默认的。另一方面，他也觉得蒋经国锋芒太露，担心扰乱了政局。所以，他要制约。于是，在蒋经国在赣南锻炼五年后，于1943年，让他离开了赣南，另有重任。
蒋经国走了，他的一切改革计划，和他的去向一样，付之东流。对于蒋家父子来说，他们需要的不是“新政”的结果，而需要的是它的造势。蒋介石把儿子放在赣南磨砺，推出“新政”，用特殊的方式把儿子隆重推出，“他已经成功地建立起政治阶梯，他的名字成为青年偶像。”蒋介石这一着棋又成功了。赣南民众没有得到多少实惠，可他蒋家以极小的资本投入，获得大的官场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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