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做领导都必须讲究实事求是。对于事实不能歪曲、不能杜撰，不实事求是就是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导致历史的倒退，你就是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臣子单刀直入式的犯颜直谏被认为是一种忠臣行为，因而历史上关于直谏的记载就格外多，在这一点上，今天的领导者可以得到不少有益的借鉴。
做上司要实事求是
不管是古代，还是今天，做领导都非常讲究实事求是。对于事实不能歪曲、不能杜撰，不实事求是就是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不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就会导致历史的倒退，你就是历史的上千古罪人。在此，我们用一个史实来说明这个道理。
公元前548年，齐国的国相崔杼因为齐庄公与他的妻子棠姜通奸而派兵杀死了齐庄公，这的确是国君荒淫无道，死了也是罪有应得。但根据当时的观念，臣下无论如何是不能杀死君主的，不管他犯了什么罪责。更奇怪的是，臣下杀了君主或是儿子杀了父亲，不叫“杀”，而叫“弑”，就是杀人用词，也要分出等级来。
崔杼很有权势，他杀死了齐庄公后，暂时把持了齐国的大权。他按照当时必须遵循的习惯，把掌管记载历史的太史伯叫来，让他记载齐庄公死亡这件事。
崔杼说：“你一定要这么写：先君是害病死的。”
太史伯说：“历史不能胡编乱造，按照事实写历史，是太史的本分。”
崔杼决未想到一个太史竟敢顶撞他，就恶狠狠地问他：“你打算怎么写？”
太史伯说：“我写好了你就知道了。”
等太史伯写完，崔杼拿过去一看，竹简上刻的竟是这样几个字：“夏五月，崔杼弑君。”
崔杼说：“你还是另写吧，不然，就杀了你。”
太史伯说：“杀则杀了，写却不能另写。”
崔杼就把太史伯杀了。
根据当时的习惯，兄死弟及，太史伯的弟弟太史仲听说哥哥死了，就抱着竹简前来接替哥哥的职位，书写历史。
等写完一看，还是太史伯写的那几个字。崔杼又惊又气地说：“天下竟有这样不怕死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哥哥被杀了吗？”
太史仲说：“太史只怕写的历史不真实，不怕杀头。”
崔杼又把太史仲杀了。
太史仲的弟弟太史叔又来了，他仍如他的两个哥哥一样，照实书写，又被杀了。
太史叔的弟弟太史季是四兄弟中的最后一个，他照样写道：“夏五月，崔杼弑君。”写完后对崔杼说：“你越杀人，就越显得你残暴。就是我不写，天下人也会写。你可以杀太史，但却改变不了事实。”说完，伸长了脖子等死。
崔杼实在杀得手软了，叹一口气说：“我是为了保全国家社稷，没办法才担起了这份罪名，后人是会理解我的。”说完，竟让太史季回去了。
为公要敢于冒死直谏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臣子单刀直入式的犯颜直谏被认为是一种忠臣行为，因而历史上关于直谏的记载就格外多，在这一点上，今天的领导者可以学习到不少东西。
例如，唐时的魏徵被史学家誉为敢于直谏的典型，他经常给太宗提意见，直截了当地指明其过失。贞观元年（公元627年），李世民下诏征兵，规定不满十八岁而个头高大的男子可以征集。魏徵却扣住这道诏书不发，太宗连催几次，他都不理，李世民大怒，召来魏徵训斥他大胆抗旨，魏徵镇静地说：“臣听说竭泽而渔，就无鱼可捕了。陛下将不满十八岁但身强力壮的男子征来后，以后再到哪里去征兵呢？国家的赋税谁来负担呢？陛下以前宣传十八岁以上的男子才征，现在征书一下，您不是失信于天下吗？”李世民听了，哑口无言，良久才承认自己错了，撤销了这道诏书。
贞观七年，蜀王妃的父亲杨誉在宫廷之内追逐婢女，都官郎中薛仁方把他扣留下来进行查问，尚未决定如何处置。杨誉的儿子在宫中任千牛的官职，他在朝堂上向太宗陈奏说：“五品以上的官员，只要不是犯了谋反的罪责，都不能被扣留，因为我父亲是皇亲，薛仁方才故意节外生枝，不肯赶快裁决，存心拖延时间。”太宗听了他的话，大怒说：“明知是我的亲戚，却故意这么与他为难。”当即下令打薛仁方一百棍，免去他的官职。魏徵进谏道：“城墙上的狐狸，宗庙里的老鼠，本来都是不足挂齿的小动物，但是因为它们有了凭仗，所以想消灭它们非常难。更何况世家贵戚历来难以管理。汉晋以来，朝廷就难以驾驭外戚。武德年间，外戚更是格外骄纵，直到陛下登基之后，外戚的势力才衰弱下去。薛仁方原本是分管此事的官员，他按照规定为国执法，怎么能毫无道理地对他施用刑罚，来替外戚泄私愤呢？一旦这事开了头，就会引起许多是非，那时就后悔莫及了。自古能够禁绝外戚专横行事的，只有陛下一个人。只有充分防范，以备不测，才是治国应当遵循的原则，哪能在大水没有泛滥之际，便自己去捣毁堤防的呢？我私下考虑，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