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十年代里，我们将迎接什么，面临什么；我们将欢呼什么，悲伤什么；我们将尊重什么，憎恨什么，都同属于一个巨大问号的那一个巨大的点上。但是我们肯定决不会像七十年代那样生活，战斗和学习，我们将发现我们所面临的和所度过的与刚刚消逝的七十年代完全不相同了。为了这种伟大的，崭新的和具有重大意义的时代的到来，我想首先祝愿自己学习进步，身体健康，工作平安，思想成熟；祝愿自己的妻子玉体如花，工作顺利，温柔文静，含情脉脉，祝愿即将出生的小宝贝又白又胖，成长迅速，喜爱欢笑，百病皆除；第四愿是希望在八十年代的时候，能够经过陈景润似的钻研，牛顿似的思考和伯恩斯坦似的奋斗，使我能够取得莫泊桑或者大仲马那样的成功。我不相信这样的祝愿仅仅只是笑话和无稽之谈，因为我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命运和归宿，相信耶和华的眼睛无处不在。他在欢度了圣诞节[12月25日]之后，满怀欢乐和喜悦，更乐意接受人们的祝愿和满足人们的愿望，尤其是像我这一类既没有什么功名也没有什么罪过的人类成员。
在新历史时期来临的时候，我应该在这里记下一点什么呢，是欢乐还是忧闷，是悲恸还是沉默。我想到现在为止，我的心是欢乐的，是兴高采烈的，甚至几乎可以向街上碰见任何一个人献上热情的微笑。请注意，我不是日本电影《追捕》上的横路幸二，也不是宜昌疯人院的精神病患者，我只是以往的那个在小厂简陋的办公室里默默消磨年华的王先生，也只是以前构思那些乱七八糟作品的文学爱好者炼石[我从八十年代起启用的笔名]。我只是把一颗几乎抑制不住的心脏环抱着，把一腔得像钢水般的热血挤压着，去努力遏制自己不要去向那些平素陌生的路人献上微笑，因为那总是引人惊异的。电影剧本《瞧这一家子》中的嘉奇在街上做怪相，就被两个美貌的姑娘骂为‘疯子。’我可不想落到这样的下场，尤其是在大众广庭之中，多难为情。可是我乐意在这篇日记中倾泻自己火热的感情，写出我全部的心声。在八十年代的第一天写出这样具有历史意义的记录，是令人高兴的，同时也能够让快乐在字迹之中浏览——
‘喔，是小王，关于你的报告，公社党委已经原则上通过了。请等一下，我批几个字，你顺便带回去。’这是1979年最后一个月的第21天的中午12点钟站在公社生产科门前听见统计小林说的第一句话。
我愣住了，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虽然我最近几天梦寐以求，朝思暮想的目的和愿望就是这个结果，但因为我在痛苦的周折之中叹息和呻吟得太久了，使我在成功与胜利女神来临并向我献上微笑的时候愣住了，惊异了，激动了。我盲目的跟着比我高出五厘米的小林走到他办公的一间小房里，他坐下了，拿出一支蘸水笔，印泥，公章，还有我撰写的那份报告，提笔欲写，也许是正午的光线因为阴云而变得暗淡的缘故，他又站起身来，打开了电灯开关。
啊，灯亮了。温暖的明亮的灯光从那个小小的玻璃球里射出来，映照在我的脸腮上，不，是射进了我的心脏，使我感到春天的气息又重新回到我的躯体里。我就像形容词中所说的那样“恍然大悟”，“豁然开朗”。也可以借鉴佛教中的专用名词，“醍醐灌顶”。总而言之，我清楚的知道我的希望得到了最圆满的回答。一道粉红色的彩虹在我眼前升起，让泪水和一种发涩的感觉湿润我的眼睛，哽咽我的喉管，弄酸我的鼻子，勾动我所有的喜怒和爱憎。我多想面对这所有的一切都变得可爱的人，桌子，房间，摆设，还有那盏电灯大声疾呼“我胜利了”，然后让这个声音飞出去，向四面八方扩展，让高山发出千万的回音，让江河发出一致的回波；“胜利了”。
但是正常人所具有的一种尊严和对一切不道德，无礼貌的厌恶，使我努力的克制自己，我终于没有能够叫出声来，就像一列飞速奔驰的火车突然扳动了紧急制动闸似的，在一条隧道口煞住了，我只是用一种有些呆滞和兴奋过度的目光看着我自己撰写的那份报告，上面的每一个字我都能背下来。因为最近几天以来，我一直在心底重复着报告上的每一个字。
如今，这份几乎象是寄托了我无限希望的报告就躺在桌子的玻璃板上，它上面的每
一个字都有一个向右倾斜的支托的习惯。小林正在用一种圆形字体写着批文；
同意上述报告，从批准之日起执行。
我用一种热切的，瞪大的，直爽的说是一种有些贪婪的眼光望着以一个个的字在纸上
出现，然后墨水慢慢的变得干燥了，在纸上成为一种象法律一样坚如磐石的决定。最后一个步骤就是在这张薄纸上盖上公社生产科的公章。圆形的，红色的，中心有一个五角星。这是一种庄严的，近乎傲慢的标志，当它印在这张纸上时，又变成胜利的象征。如果用清醒和冷静的态度分析这件事，百分之三十是上帝对我的恩赐和怜悯，百分之三十是因为我的虔诚和等待，另外的百分之四十是由于总理在天之灵的庇护，可是这一切都是为了我的焦虑，生活，子女，家庭，写作和所有的一切而发出的。